秋天小说

成长档案 把握自己命运的风帆（第2页）

我的一番话听得这个老教授、老专家很是感慨，他说：“看来我要补这一课了。”

把握企业发展的阶段性和节奏感

我们的MBA新同事谈到了他参与企业项目后对企业文化的认识以及对建立工作室企业文化的想法，对此，我谈谈我的看法。

我经常讲，企业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维系一个企业主要靠老板的人格魅力。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中国，企业的起步阶段莫不如此。虽然是在工业文明时代，但有点像水泊梁山，大家认山东及时雨宋公明为大哥，这一百单七将就提着脑袋跟他干。这多半是发生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中，大家共苦可以，同甘则不行，刚一胜利彼此就拼得你死我活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民营企业，包括沈阳飞龙、三株、巨人都是如此，无一不出问题。

第二个阶段，维系一个企业主要靠管理力，是泰勒制的管理。这种管理的前提是假设“人之初，性本恶”，人就像牛马一样，要用鞭子抽打才能卖力干活。这个时代办企业靠什么呢？只能靠严格的管理、人盯人的管理，把人当成机器的一个零部件，像流水线的一部分，强调分工、定量、程序、规范，从而获得剩余价值。

第三阶段，强调企业的机制力。这时候，江山打下来了，大家开始考虑如何分银子了。究竟谁的功劳大、谁的功劳小，如果摆不平，首先大副就开始偷罗盘，水手就开始偷船板，船长一看，救不活了，赶快把保险箱和方向盘自己拿走。刚刚造好的船，本来是可以航行五湖四海的，结果刚一出海就七零八落了。这个阶段单靠人格力、管理力已经玩不转了，就要建立健全企业机制，只有理顺机制，大家吃了定心丸，才能齐心合力地向前走。但企业发展总免不了各种矛盾和冲突，要想长治久安，人们开始琢磨第四个阶段，就是所谓的企业文化。

第四个阶段，文化可以产生强大的凝聚力。但是不是靠企业文化就天下太平了？企业文化究竟起什么作用？我说这些话不是否定我们有些人关于企业文化的想法，也绝不是否定我们考虑这些问题的积极性。我想说明的是一个问题，任何社会的发展、企业的发展都有一个阶段性、节奏感，如果我们把握不住这个阶段性、节奏感，可能就要好心办坏事。

比如毛泽东。他最辉煌的时候是从遵义会议一直到建国前。抗战时期，当时鬼子打进来时，整个中国分成了两派，一个叫嚷速胜论，另一个是亡国论。所谓速胜论是指，由于平型关大捷，认为小日本不怎么样，我们三个月就能打败日本；亡国论则认为中国没救了。毛泽东分析了整个中国和世界的状况之后，提出了要打持久战，认为要经历8~10年的过程。有了这样一个理论基础，他就放手发动群众，制定相应的战略、战术。这也是一个大策划。

后来，日本鬼子差不多要完蛋了，抗战胜利的曙光已显，毛泽东就把前线的高级将领全部召回延安进行整风。整风有两个理论文件，一个是《矛盾论》，一个是《实践论》。在整风过程中，以辩证的哲学观统一高级将领的思想，以方法论作为理论武器指导革命实践，因而在从游击队转向正规军的前夜有了理论的武装，学会了从偶然中掌握必然的规律。之后，部队开始整编成一野、二野、三野，本来计划用10年打败国民党，实际上只用3年就赢了。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在战略方针没有明确之前，任何战术都无所谓好坏。

企业化的抉择

现在，回过头来讲工作室的企业化。我刚才讲到社会和企业的发展都有阶段性，作为王志纲本身，介入中国的策划业是必然的也是偶然的。

必然是什么意思呢？

马克思曾说过，当社会和时代呼唤某一种产业、某种人物的时候，历史自然就会推出这样的人物和产业。我不是说我是伟人，而是说我的特殊性格、特殊经历和我生活在广东这块中国市场经济先行一步的地方，命中注定就有可能被上帝遴选为他的代表，选到我来扮演这个角色——从事中国的策划业。但做法可以不同，如果当时我追求所谓的大手笔，也可以拉几个老板来赞助，或搞一个股份公司自任总经理，然后起一个大来头的名字，比如什么国际策划有限公司，然后搞个一层楼，开始招兵买马。但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反而成不了事，很可能一开始就把自己毁了。所以，我选择先做一个开拓者，一个划着独木舟的印第安人。我必须自己有了走三江、过五湖的水性，心里面有了底，才敢回来打造一条大船，让同志们坐上来一起扬帆远航。

回头看，感到欣慰的是，我们三年走了三大步。第一，王志纲不靠任何外在的东西取得了社会的认可，但这还不够；第二，王志纲已经不再是个人奋斗，而变为王志纲工作室，慢慢地有了些追随者；第三，所谓的王志纲工作室的企业化的问题，现在我们开始探讨它，这里面有思考和碰撞。

有人说我很狂妄，实际上骨子里我是一个很保守的人。选择公司化这条路，可以说还是去年底、今年初才确立下来的，因为我要看清楚自己适不适合走这条路。我早就说过，我既不想管人也不想被人管，我在江湖上有这么多企业家朋友，随便当几家企业的顾问，钱虽赚不了太多，但全球到处走一走，也很舒服。这种选择使我在前一两年一直在摇摆，因为我这个人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极不善于管理而且也讨厌管理。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当一个船长，不如去当一个印第安人，天马行空，多自由呀。但是有些时候，确实应了一句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旦大旗举起来，又有一批人追随你，一旦社会上有巨大的需求，就由不得自己了。说白了，我这个人还是个责任感非常强的人，我不得不为这些人考虑。你不能随便说声：“哥们儿，好自为之吧，我走了。”做人不能这样。

但是，这个船怎么走？工作室怎么企业化？去年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在此之前，工作室基本上处于一个动**的时期。这个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像在革命的过程中既有革命的同路人，也有投机者一样，他们往往脚踏几只船，这是合乎规律的——当船还未做大的时候，人们没理由看好你。中国有句古话：“试玉要烧三日半，辨才要辨十年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从一只独木舟变成一艘能经得起风浪的大船是有个过程的。

随着社会潮流的演变，有一批博士、硕士从“泰坦尼克号”上跳下来，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但是大家上了这条小船是否就肯定它不会沉没？我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但是要保证其他人的命运就要慎重考虑了。因此，大家产生一种观望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

“无为而治治圣人”

现实生活的确验证了我的判断，可以说这3年来我们经历了若干次的风浪。我曾经像孙中山一样早先不想办军队，结果今天一个陈炯明突然搞了个政变，搞得他只好逃到中山舰上；明天又依靠粤系、桂系军阀，又被甩掉；后天又指望北洋军阀，都不行。结果孙中山没办法，终于明白了治军必先治校，于是开始办黄埔军校。这里面有共通的道理。

我们也经历过类似的过程。刚开始的时候，我借助一支“军阀”队伍，他们虽然商业经验很丰富，但来了以后是脚踩五只船，没法干。最后，我只好自己带徒弟、建队伍。可是到了深圳这个地方，人人都想当老板，刚刚培养上手的人，一下子又跑了。我不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指责谁，这是个缘分的问题。

还有一个是对“红旗究竟能打多久”的担心问题，这也是正常的。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进来一些自以为是的人，来了不久又被请走。所以，这个过程是个动**的过程。

在这种情况下，还空讲什么企业文化、搞什么长治久安，显然是不现实的。谈那些是没用的，我们只有靠我们的脚印、靠我们的行动去闯出一片市场，闯出一个品牌，闯出一个产业，我才能保证这批追随我的人有一条生路。

讲我们的企业文化，我在孔老夫子的“礼治君子，法治小人”后面加上第三句话：“无为而治治圣人”。我相信既然我们是帮别人搞策划的，我们首先要进入马斯洛所说的第五层次——自我实现、自我超越。

第一点，我把每个人都当做尧舜，要自己去管理自己、提高自己。

第二点，衡量自己能不能跟着队伍往前走，有一个标准：当你感觉每天工作很充实、面临着新的挑战，这说明你在进步；当你每天感觉没事干、无所事事时，千万不要窃喜、以为自己占了便宜，这说明你要被淘汰了。

第三点，工作室每个人的未来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应该把这个事业与自己的命运、追求结合起来考虑。

第四点，社会在进步，我们的队伍也要不断地筛选、淘汰。我希望船上的人都成为尧舜，自己超越自己，为自己“落实政策”。

我认为，到今年年底再来探讨未来两三年我们的发展方向，大家的长远利益、中期利益、短期利益就会很清晰了。总之，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阶段性，不可操之过急，我相信到那时，我们要做的这个文章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