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小说

第二章 腾笼换鸟（第2页）

2002年以前，西安和中国很多城市一样，正面临高速城市化的混乱和危机，亟待扩展的城市面临着“内忧外患”。外患，是城市间相互竞争的压力。西安作为西北重镇，仅与成都相比，在城市竞争力的24项指标上，有22项指标落后；内忧，则是城市扩展的无序。解放后，西安老城发展布局混乱，拥挤不堪，城建以“摊薄饼”方式重复建设，丰富的资源未能充分发掘、梳理和整合，从而找不到真正的产业引擎。旧城失去生机，新城还未崛起。这样的关卡，很多城市都遇到过。

“通过开发新城这个超级杠杆，一头解放老城，再塑古城，一头撬动新城，再造西安；上演一出不折不扣的现代‘双城记’”，这是王志纲工作室在策划西安曲江新城之时，提出的“腾笼换鸟”的战略。所谓“腾笼”，就是将相当一部分古城的人口和城市功能安置到新城，降低古城人口密度。有机整合老城的有形无形资源，重新规划，尽可能地恢复古城风貌，再现汉唐盛世风采，打造天下第一皇城。与此同时，把曲江新城打造成西安未来的政治、文化、第三产业的中心，从而实现一石三鸟的奇效——解放老城、重塑古城、打造新城。

此举并非异想天开。当年著名的北京“梁陈方案”和今天的苏州所采取的新旧分治，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国外也不乏成功先例。如巴黎，就是通过拉德方斯新城的打造，给这座千年的古城带来了浓烈的现代气息，让现代的巴黎和古老的巴黎遥相呼应，相映成辉，既使得巴黎这座古老的大都市变得更加年轻，更有魅力，又使得高楼林立的新区能借助巴黎悠久深厚的文化底蕴。

开发新城是城市再造当中重要的一种模式，它不仅仅适用于古城的升级改造，在很多城市面临老城区发展乏力的时候，也多是通过打造新城，来获得城市发展的动力，保持城市增长的速度的。

20世纪末中国城市化一个主要特点实际上是开发新城、避开老城，主要在增量上做文章。老城区，尤其是老工业区转型问题成为城市再造过程中的“老大难”。于是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一种普遍的现象：昨天的城市郊区可能抓住突如其来的某个机遇而迸发出蓬勃生机，而那些曾经挑大梁的老工业区或老城区却步履蹒跚，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复兴的挑战。一个城市的升级和再造，往往面临两难的选择：是改造老城区，还是发展新城区；难易程度显而易见，新城区是一片白纸，可以绘出最新最美的图画，老城区却满目疮痍，面临拆迁、安置和产业升级等一系列的问题，处理不好往往引发民怨或使城市陷入发展的泥潭。

然而，新城开发并非万能之策，它是一剂猛药，如兴奋剂，往往能使一个城市在短期内获得快速发展的动力，但它并非一剂妙手回春的良药，并不适于所有的城市再造。尤其在当前国家宏观调控之下，土地政策的日益偏紧，以前那种摊大饼式的城市蔓延和新城开发，已经遭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质疑和批判，不断的开发增量已经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可以预见，原先依托新城开发带动老城的城市经营模式，在下一阶段的城市发展中，已经很难走下去了。城市的升级从客观和主观上都回避不了对存量的挖掘、提升和发展。老城区也有新城区难以比拟的优势：人口集中、文化底蕴深厚、拥有传统的商业中心，开发回报率高等，同时，如果老城区得不到开发升级，会牵制到整个城市的发展步伐。

在今后的城市发展道路上，更多的城市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再也难于通过对新城的开发模式来实现城市的复兴，老城的再造是中国城市化绕不过去的一道难题，它不仅是中国之难，也是世界之难，但又必须知难而上。一方面，政府已经有了足够的财力和实力对老城区进行整改；另一方面，随着中央政策的变化，GDP评估方式的完善，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那种粗放式的扩充城市的路子已经走不下去了，逼着城市必须回过头来，对原有的资产、原有的城区、原有的城市重新梳理、挖掘整合。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老城的复兴，就没有城市的二次腾飞，也没有城市的真正复兴。

?新锐城市的阵痛

同样面临城市再造的不仅仅是那些已经发展久远的传统老城，改革开发之后，发展起来的一些新锐城市也出现了城市升级再造的阵痛。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也是中国快速城市化的典型。如果说在很多城市还存在着旧城改造，老城再造的问题的话，对于深圳这样一座只有20多年历史的年轻城市来说，似乎与之相距甚远，但是在新世纪之初，这座新锐城市也同样面临城市转型和再造的尴尬。

2005年，深圳市市长在两会上，多次反思这座城市经济高增长背后付出的沉重代价:“我们希望深圳用10年时间使GDP突破1万亿元，但按照目前的消耗水平简单推算，需要占用全市土地面积的90%，耗用3倍于目前的水电和环境资源。深圳面临四大‘难以为继’的危机：一是土地、空间有限，剩余可开发用地仅200多平方公里，按照传统的速度模式难以为继；二是能源、水资源难以为继，抽干作为主要水源的东江水也无法满足原有模式下的增长需求；三是按照速度模式，实现万亿元GDP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投入，而深圳已经是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人口容量难以为继；四是环境容量已严重透支，7条河流全部遭到污染，环境承载力难以为继。”无独有偶，早在2002年，一位敏锐的深圳市民，就发出了“深圳，你被谁抛弃？”的感叹，似乎预示着这座城市已经走到了蜕变的边缘。

这不仅仅是深圳的困惑，也是珠三角的困惑。按照深圳现有的发展模式和速度，不用到2020年国家制定的人均GDP两万美金的现代化水平，当达到人均一万两千美金时，就已经面临无土地资源、无水资源、无劳动力、无环境承载量的可怕境况了，深圳也面临“腾笼换鸟”的城市升级，即将原来笼子里的麻雀赶出去，将孔雀引进来。

发达国家的众多城市早已完成了这个过程。以香港为例，改革开放之初，香港的人均GDP只有五千美金左右，也就是工业化基本完成，后工业化开始全面进入发展序列，可这时香港已没有更多的土地资源和水资源支撑了，而此时大陆方面正值改革开放之初，所以有意无意中，香港开始了“腾笼换鸟”、原来前店后厂式的生产方式逐渐向大陆转移。从1978年至1998年的20年间，香港基本完成了第二产业置换的全过程，共向大陆转移了5万多家企业，留在香港的企业不足原来的10%。其中70%被转移到珠三角（以东莞、深圳为主），另外30%转移到福建等其它地区，由此开始了上个世纪80年代珠三角的崛起，出现了广东“四小虎”，出现了“三来一补”模式，广东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加工厂，但同时也成了世界垃圾场。而今天的深圳也在重复着昨天香港的故事，同样经历着“腾笼换鸟”的进程，经历着城市的再造。

其实不仅深圳，所有的城市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原来笼子里放的是麻雀、乌鸦，现在发现这个笼子必须放孔雀了，原有的城市发展模式不够支撑了，就必须转换升级，进行城市功能的再造。

假如我们把过去的城市看作一口火锅，那么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关键，就在于火锅里的食物。如果火锅里烫的都是价值不菲的海参、鱿鱼，那么这个城市的聚集能力就越强，辐射半径就越广，经济就越有活力，相反，如果烫的都是些豆芽、白菜，那么城市的经营就越惨淡，城市的含金量也就越低。但是，谁都想提升城市的内涵，到底如何去做呢？这就需要大规模的“腾笼换鸟”，这就意味着城市的产业布局必须完成根本性的转型，城市需要再造。上海大概用了10年的时间完成城市产业兴替的过程，产业结构从原来的一、二、三变成了今天的三、二、一，甚至大有“消灭”第一产业的势头，即以第三产业为龙头，让那些更反映时代特征、更具备聚集功能和拉动力、更符合城市发展战略的产业占据城市最宝贵的空间，而那些常规的产业则逐步分散开来，转移到价值相对较低的地方，城市的“腾笼”是痛苦的也是残酷的，当时，上海80多万纺织工人中有50多万下岗，转为从事新兴的城市服务业。

“2002年前我们也是到处‘求商’，2002年至2004年我们坐地‘等商’，2004年至2005年我们进入‘选商’阶段，现在可是在‘赶商’了！”这是上海市奉贤区的一位领导的感言。随着上海城市定位的转变，大上海也经历着一场“腾笼换鸟”的产业转移，进行着凤凰涅槃般的城市再造，大量的企业和工厂被逐渐“请”出了上海。

随着上海经济的快速发展，产业层次不断得到提升，低端制造业已无法在这样的国际大都市长期占领主要地位，它的命运必然要转移出去另谋出路，也就是要“梯度转移”和“腾笼换鸟”。在城市中心区，通过搬迁和撤并1500家工业企业，为打造国际化大都市进行大规模的空间演替；在城市郊区，自2004年6月份以来，分别在青浦、宝山、嘉定、金山、奉贤5个区开展了淘汰劣势产业、整合零星工业点的试点工作，重点是淘汰污染大、能耗高、效益差的企业。目前5个试点区共淘汰劣势企业250多家，腾出土地面积6875亩，单位土地产出率从原先的每平方公里不到1亿元提高到每平方公里10亿元。按照上海市有关部门的规划，“十一五”期间，该市将有4000至5000家传统制造业企业需要转移，这样一个庞大的产业转移计划，政府的鼓励和引导是不可或缺的。

上海的城市再造，表面上看是产业方面的升级，其实蕴涵着的实质是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变动关系。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变动关系，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存在着较大差别。理论分析和实证考察表明，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发展所形成的聚集效应使工业比重上升对城市化率上升具有直接和较大的带动作用；而当工业化接近和进入中期阶段之后，产业结构转变和消费结构升级的作用超过了聚集效应的作用，城市化的演进更多地表现为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上升的拉动。在这个阶段，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的上升明显快于生产比重的上升，而这主要不是工业而是服务业的就业增长带动的。也就是说，当工业化演进到较高阶段之后，对城市化进程的主导作用逐步由工业转变为整个非农产业，就业结构的变化也越来越不同于产出结构的变化并起着更大的作用，这使服务业的比重上升对城市化进程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因此，在城市升级的过程中，认清城市和产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尤为重要，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推动快速城市化的主流力量。

优先发展附加值高、辐射能力强的现代服务业，已成为很多大城市改造城市产业布局的不二选择，遍布各个大城市的所谓中央商务区就是这些城市开始“腾笼换鸟”的必然产物。

城市复兴的过程中，其实经历的是一场“城市换妆”和“城市换血”的历程，“城市换妆”是“表”，是旧貌换新颜，是对城市表象的粉饰和梳妆，而“城市换血”才是“里”，是城市转型和升级的根本和灵魂。“城市换妆”也许可以作为一个城市短暂炫耀的利器，当如果没有实质性的“城市换血”，还是无法掩饰城市发展的乏力、彷徨和不安，当一个城市因为由内的“换血”而促发外在的“换妆”，这样的城市才充满了活力，洋溢着生机。

“城市换血”，中国正在经历着一种由内而外的质变，面临着脱胎换骨般的“全面转型”，其大背景，一是向市场经济的整体转轨所带来的经济运行方式的变化；二是对外开放步伐加大与经济全球化的呼应所凸现的地区发展的落差效应；三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社会心理预期所强化的竞争意识；四是后工业化时代来临，文化回归和复兴所带来的人文反思。

今天的中国城市不再只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单位；不再只是居住空间；在全面自由市场化和人文关怀的今天，它日益转变为经济实体和精神家园，它无可选择地面临酷烈的经济竞争和文化侵占。随着城市之间竞争日益激烈和残酷，城市转型，城市再造，城市升级等问题已经摆在了中国每一个市委书记和市长的面前，很多城市都像一个处于青春期的少年，在成长到一定阶段，将面临“脱胎换骨”的转变，面临升级和再造的阵痛，历史的车轮不可逆转的推动着城市的不断蜕变，今天的中国城市正在重新洗牌，中国到处是“大工地”的时代还会依然继续，这个“大工地”不仅仅为了建筑漂亮的城市符号，已经成为寄托城市未来理想的重要支撑。每一个城市都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和发展方向，不得不在这个“城市世纪”中去探寻一条突围的康庄大道。

在“城市换血”的城市“血拼”当中，成都也走了一步令人称道“腾笼换鸟”的好棋。

“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古成都的可爱，在于城外有沃野千里，城内有市井里巷。

如同生命需要呵护，空气需要净化，机器需要维修一样，任何一个城市都无法回避自身的老化和病痼。成都已有2300多年建城史，是中国乃至世界少有的城址不变，城名不改的特大型城市。历史的车轮带动着这座古城，经历了千年风雨的洗礼，走到了20世纪末时，已经步履蹒跚——背负着大量存在成片危旧房屋和众多厂区的沉重包袱，狭窄、拥挤的道路，不堪人流车流的重负，成片低矮、破旧的老城区与鳞次栉比新建的高楼大厦形成鲜明对比。千年古城，已被千年的尘埃掩饰了原本的魅力和风采。

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已经加速走来，西部大开发的鼓声催人奋进，这座文明古城仿佛从一夜间醒来，雄心勃勃地提出了用五年时间把成都建设成为“创业环境最佳、人居环境最优、综合实力最强的中国中西部特大型中心城市”的战略目标。随着打造“西部之心”序幕的拉开，成都上演了一系列精彩的城市复兴和城市崛起的好戏，而其中有两台特别引人瞩目：一个是拉开城变序幕，“腾笼换鸟”引发城市复兴之道的成华；一个是从“百强县”到“航空城”的双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