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小说

为什么是成都（第1页）

为什么是成都

路虎：近几年，一个国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摆在面前：作为偏居西部一隅的内陆传统城市，成都突然崛起，仿佛一夜之间，成都火了，不仅投资者趋之若鹜，经济实力和人均GDP迅速增加，城市的软实力、城市魅力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都已经成功地从二线省会城市当中脱颖而出，甚至在某些方面接近京沪穗等一线城市水平，被敏感的媒体称为“第四城”。最近几年，国内外关于成都的报道很多，各种关于成都的书也是汗牛充栋，“成都经验”和“成都方式”备受关注，成为热门话题。在贫穷落后的西部地区，为什么成都能走得出来，成都凭什么？您作为成都市战略顾问，对成都有深度参与观察，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王志纲：为什么是成都？成都的成功是一种偶然还是必然？我想，首先值得总结的是成都的特别之处。在今天的中国，成都至少有“三个不一样”。

第一个不一样，是成都领导干部的工作劲头不一样。

放眼今天的中国，没有哪几个城市的干部的干劲能与成都相比。

记得我十多年前到成都时，成都充满了慵懒、闲散和颓废的气氛。一直到五、六年之前，还是“吃点麻辣烫，搓点小麻将、看点崴录像”，这就是成都人的生活写照。那时，在成都“休闲”是贬意词，人们普遍认为，休闲不仅不会促进生产力，反而阻碍生产力，以至于我们2003年提出“休闲之都”的战略定位时，有很多人提出反对。

但自从2003年以来，成都市领导一扫萎靡不振、“不在状态”的局面，短短几年下来，上到市委书记市长，下到乡长村长，都干劲十足，很有热情和**。我去年见到双流县委书记时，他对我讲，我们现在的工作状态是“16+7+24”，一天工作16个小时，一周工作7天，24小时手机处于开机状态。正是有了这种工作精神，有了政府职能的转换和执行力的提高，才有了成都奇迹的发生。

第二个不一样，是成都的目标非常清晰。

为什么有些城市的干部和成都同样有干劲，有热情，但为什么没有取得成功呢？因为他们战略目标没有成都那么清晰，蛮干的比较多，短期目标的多，简单政绩观的多，摊派任务的多。

很多地方领导干部，为了招商引资，只知蛮干，不惜千山万水，千言万语，千辛万苦，千杯万盏，喝坏了身体的情况大有人在。而成都目标明确，思路清晰、手段到位、出师有方、落实有力，从上到下就像一部交响乐，声乐、弦乐、打击乐，各个声部，形成一个交响，比较和谐。上下同心，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各级领导干部不是要我干，而是我要干，是在进行创造性的劳动，是以符合战略总谱和主旋律的方式开展工作，这在全国的城市当中是不曾多见的。

第三个不一样，是成都领导班子的连贯性。

今天的中国，不少省市领导都很有雄心，问题是干部换得过频过快，很难干满完整的一届，有些地方的领导甚至一年一变，往往是新官不理旧政，无心关注长线发展，出现不少“半拉子工程”、“断头公路”等吏治败笔。

最近四五年，成都的领导班子一直比较稳定，可以集中精力做事，一以贯之，不是朝令夕改，而是不走弯路，不浪费时间。由此才有了最近几年来成都翻天覆地的变化。

路虎：从这“三个不一样”来看，成都是既有清晰的战略，又有很强的执行力。当下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战略决定成败”，另一种观点认为“细节决定成败。透过成都的案例，您如何看战略力和执行力的关系？

王志纲：成都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就，说明战略力和执行力同样重要。“战略决定成败”和“细节决定成败”说的都有道理，不是非此即彼的问题。我认为，在战略思路没有确定之前，是“战略决定成败”；在战略思路确定之后，就是执行力决定成败，也可说是“细节决定成败”。

成都的领导干部将他们的工作概括为“新四划”理论，也就是“谋划——策划——规划——计划”。这是很有价值的概括和总结，现在已经流传得很广。

一个成都市委的领导干部对我讲，原来我们的城市建设，看起来挺科学，一步到位，全球招投标搞规划。我们原来经常批判中国城市的同质化问题，千城一面，殊不知我们的工作方法里面本身就已经隐藏着同质化。什么叫做同质化？你想嘛，魂都没有找到，思路都不清楚，就来一个什么全球招投标，请那些对国情、省情不了解的机构来，他们只能是天下文章一大抄，靠山山城、靠水水镇，最后的结果，肯定是千城一面。

所以，一定是先有谋划和策划，之后才有规划和计划，最后才是考验执行力。新一届领导班子上来之后，都要有所作为，但首先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做一番谋划，定调子、定原则，把握好发展大方向，这就是战略的谋划。

邓小平当年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就是这么一个战略，尽管期间经历了许多风浪，但经过二十多年下来以后，整个中国成为世界上不可小看的力量，彻底摆脱了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这就是战略，这就是邓小平的谋划。

谋划所提出的战略，是大战略，大方向，不是管三、五年，而是管十几年、几十年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战略就是远见，不是短期行为。

谋划之后，就是策划——战略策划。策划是搞清楚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处于什么位置，我要向哪里去，然后确立好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形成共识，最后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绝不偏离。

策划解决的是在大的战略方向基本确定之后，如何进一步明确战略定位、战略目标、发展理念，并对产业战略、空间战略和城市营销战略等提出富有创新性和可操作性的策略方案。

如果没有策划，谋划之后一步到位搞规划，往往会出现脱节。因为规划是空间性、控制性和技术性的，难以回答产业战略、开发时序、经营模式和战略突破等城市经营层面的复杂问题，而且很容易陷入千城一面，同质化发展，找不到城市发展的灵魂。所以，不少地方走过一段时间弯路之后才明白过来，原来规划之前要策划，先有策划，后有规划。

规划是把策划落实到城市的具体空间当中，既要研究怎么吸收外来的东西，又要挖掘本土的文化，将二者有机融合。

成都有了谋划和策划之后，城市规划随之调整，旧城改造和新城开发，从三圣花乡“五朵金花”那样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到宽窄巷子、锦里、文殊院等传统文化特色的旧街区，都是按照总体战略的要求进行规划和开发的。

所以，当成都把这些东西展现出来的时候，就相当于一桌新派川菜一样，既有海纳百川，汲取洋的东西，同时，又没有把根扔掉，最后得到了社会广泛的认同。也就是说，这些规划是有魂的。

规划之后，就是有计划地实施和推进，这时候的操作就好比是交响乐团各声部的演奏，既有总谱，也有分部乐谱，有乐队指挥，有主旋律，只要你不跑调就不会出大问题，也才能演奏出气势恢弘的乐章。正是这“新四划”的贯彻，才使我们看到了今天的成都，官员们干劲倍增，目标明确，措施得当，落实有力，最后才形成了成都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路虎：成都之所以能在西部走出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成都不与重庆等城市同质化竞争，而是错位竞争，差异化生存。在中国，像成渝这样的“双城记”还有很多，比如北京和天津、广州和深圳、沈阳和大连、济南和青岛、福州和厦门等。成渝是一对儿很典型的欢喜冤家。成渝竞争在所难免，成渝一体化也是大势所趋。应该说，重庆工业化的基础很好，特别是直辖之后，基础设施投入很大，工业经济得到迅猛发展，作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地位日益凸显，而成都在发展工业特别是传统工业方面，优势远不如重庆。重庆人一向吃苦耐劳，勇于开拓，而成都人喜欢休闲，甚至以游手好闲著称。这和各自的文化基因有关，不是一时能改变的。成都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不是等来的，而是自己创造出来的。成都是如何在竞合当中重新发现自身的优势，实现新的跨越，的确值得思考。

王志纲：我们中国民间有一句老话，叫做“风水轮流转，今天到我家”。成都为什么能走得出来，可以说是占了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

我认为，成都最大的成功，是在历史的转换点上，真正抓到了机会，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在历史转换的瞬间，怎么抓住机遇，如何变害为利，变不利为有利。当社会和历史出现量变到质变的转换的前夜，如果敏锐就会发现，曾经是弊端和劣势的东西，在转瞬即逝、白驹过隙的瞬间，如果引导和把握得好，它就可能成为积极和主流的东西。令人欣慰的是，成都总算紧紧把它抓住了。

成都实现这种转换的背景，是中国经济从高歌猛进、不计代价，GDP挂帅，唯经济是从，唯增长是用的时代，刚好向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绿色GDP转型。在此之前那种粗放式的“三高一低”（高污染、高耗能、高投入、低产出）的发展方式，再也走不下去了。我们的低价产品倾销国外，国际面临跟美欧的贸易摩擦和冲突；国内的储蓄居高不下，内需没有激发出来；而杀鸡取卵式的方式使得生态环保已经难以承受，江河全部污染，这种发展模式已经走不下去了。所以中央从战略上提出了和谐社会，树立科学发展观，这是一个大的背景格局。但是，中国很多地区的发展像万马奔腾，根本收不住缰绳，还在沿袭原有的投资冲动、招商冲动继续往下走，已经到了悬崖边了，还没有意识到，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发现了成都。

当我们站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来审视成都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成都如果沿袭这种传统的模式继续走下去，优势全无。

论天时，直辖市重庆更有优势，重庆本来就是西南的工业中心，在重工化浪潮推动下迅速崛起，成都如果也走传统工业化道路，将跟重庆形成同质化竞争，最后同室操戈、两败俱伤。

论地利，西安比成都更有优势。西安作为六朝古都，是一个国际感比较强的城市，美国总统来都要看的地方，作为西北地区的中心城市，是陇海铁路线的结点，而成都长期以来不过是天府之国这样一个独立王国的中心，“不与秦寨通人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