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车到目的地,“2块4毛钱!”司机关上计价器,掏出了发票,近两公里路程,两人共2.4元钱,服务还如此优良。值!
当时广州的出租汽车不仅价廉,而且服务质量在国内也是最好的。为什么好?有人说得益于车多,有人说得益于社会监督制度,有人则归功于出租汽车业搞了承包,司机同利益挂了钩。
王志纲则认为:“广州出租汽车业乃至其他行业服务质量优于其他城市,得益于商品经济较为充分的发展,得益于以等价交换原则为核心的商业道德得到了体现。这犹如一个苹果,半生不熟时又涩又酸,熟透则芳香扑鼻,广州是一个熟得最快的苹果!”
在广州最豪华的五星级酒店——中国大酒店,两位青年记者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跳槽,而且是大批人跳槽,跳槽者又大多是有本事的人。酒店总经理、德国人卜格大感困惑,追究跳槽原因,跳槽者的回答很简单:宁当小庙中的大和尚,不做大庙中的小和尚,在这里干得再好,弄个经理副职就到了顶,正职全是外资集团的人,没什么大的奔头。最后一条理由是:工作实践证明,我们完全胜任国际级酒店的工作。既然如此,我何不到有奔头的小一点的酒店去干一番事业呢?就这样,不到两年,酒店陆续走了几百个人。原以为自己是“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卜格感慨地说:看来酒店也得像邓小平先生倡导的那样,搞个第三梯队啦!
记者们认为,上述变化表明,广州经济已进入一个兴旺发达、良性循环的阶段,与此相适应,带有封建主义痕迹的传统观念,诸如“从一而终”的严重依附心理,人分上下尊卑、职业分三教九流的意识都受到了冲击。
冲击!冲击!冲击!王志纲、谢金虎在广州到处都感受到这种外来的冲击激发出来的内在活力。
冲击是刺激,是挑战;它让人惊惶,也让人兴奋;它也在传递着信息,使人明白,使人变得丰富。
经过对种种事例与观点的分析,王志纲归纳出这样一个主题:广州在对外开放的八年间,经受了三次冲击。但是,记者最近的调查表明,广州人不但胜利地经受住了这三次冲击,而且从外来影响中汲取到许多有益的东西。人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在同世界的横向比较中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树立了一些过去在封闭状态时所缺乏的有益的观念。社会主义的广州正更加生气勃勃。这是对传统思维方式的否定,也是对广东的“否定之否定”。王志纲运用他研究过方法论的长处,把广东改革开放的8年,作为一个对立统一的过程来观察,这就避免了片面性与主观性,给那些指责广东“物质丰富,精神沦丧”的二元论者以有力的回答。
6月初,奔赴各地的小分队陆续返京,大家都在紧张地整理材料,准备汇报选题。“打擂台”一决高低的时候到了。每队限定只讲半小时,而从广东“抱了个金娃娃”的王志纲却如江河泄堤,滔滔不绝倾诉了两个半小时……
没有一个人打断他的介绍。新华社国内部主要领导、那位原先看不起“无名小辈”的负责人,激动得坐不住,连叫:抓到一条大鱼了!全场的人都被这南方来的“冲击波”冲得摇摇晃晃,连连感叹:大题材、有气魄。
第二天,小分队正式向新华社领导层作汇报。素有“**社长”之称的穆青,听了王志纲的一小时演说之后,也兴奋了起来,当场表态说:这个调查是成功的,记者进入了角色,钻了进去,赶快写出来,先发清样。
穆青强调:历史责任感,是新华社记者必备的素质;调查研究功底,是确立历史责任感的物质基础。只有经常地、深入地调研,才能避免人云亦云、乱刮风等恶习,最终才能当好一个人民的记者。他充分肯定了小分队这一形式的成功,“出成果、出机制、出人才”,同时也指出了要强化广东分社的力量,报道要与广东地区的重要性相称。
“穆青效应”的直接结果是,王志纲与谢金虎的广州调查赶写了内参,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修改后可以公开见报。随后几家中央级大报为争取发表权而你抢我夺。而由于穆青支持了小分队调查并强调了广东分社的报道地位,又使得王志纲的命运在两个月后发生了另一个重大转变。
8月2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题为《对外开放八年勇敢迎接挑战——广州经受三次冲击更有生气》的长篇报道,署名:新华社记者王志刚(一个月后王志刚才改为现名)、谢金虎。
文章概括了广州对外开放后出现的三次冲击波:20世纪70年代末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冲击”,1983年左右的“西方文化冲击”,1985年前后的“唯利是图思潮冲击”。而结果是: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力减少,西方庸俗文化的影响逐步削弱,唯利是图的腐朽思潮渐居下风。
《人民日报》为此配发了一篇**洋溢的评论员文章——《在波浪冲击中前行》:对外开放使我们从一个封闭的港湾中驶出,进入了世界文明波涛汹涌的海洋,阵阵浪潮扑面而来,形成了一次次冲击波。
在冲击面前,我们的情况怎么样呢?广州是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可谓首当其冲。记者从那里带来的材料,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它说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是经受得住外来冲击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建立在沙滩上的,绝不会一冲就垮,它有足够的内在活力来迎接一切挑战。
这种内在活力,只有在开放中才能激发出来,只有在经受冲击中才能得以显示。一方面,开放带来冲击;另一方面,开放又赋予我们以经受冲击的力量。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在新闻界也产生了一股“冲击波”。当时的广州市委书记许士杰公开向新闻界发表谈话,称赞这一篇广州调查“不但观点抓得好,而且十分鲜明,材料丰富,说服力强。能从高处、大处着眼,全面地反映出广州在对外开放八年间的基本面目……广州一定能在波浪冲击中继续前行”。
而当时的广东省省长叶选平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也对“冲击波”一文进行了肯定的评价。他对英国记者说:我介绍你看一篇近日各报都刊载过的文章,题目是《广州经受三次冲击更有生气》,通过这篇报道,你能了解到,我们在实行开放和改革中得到了很多东西,但也碰到了不少问题。国内外三十多家报刊转载《广州经受三次冲击更有生气》,许多群众来信称赞这篇报道。
一封读者来信说:“《广州经受三次冲击更有生气》以及评论员文章《在波浪冲击中前行》是几年来少见的好文章……有极为深刻的内涵,对我们目前如何对待改革、理解改革和如何改革均提出了有益的启示。”
另一封读者来信说:“文章所表达的观点既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又不是生硬的说教;既如实地揭示了矛盾,又指出了正确处理这些矛盾的政策、策略和方法。广州的经验,对办好经济特区、对全国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乃至两个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冲击波》发表的时候,王志纲已经回到内蒙分社,正在奔赴大兴安岭采访的途中。他是在连夜搭乘的火车上听到“新闻联播”介绍他这篇文章的,此时,真是思绪万千,感慨不已。
几年前,当新华社著名记者郭超人发表《历史的审判》这篇宏文之时,刚从兰大毕业的王志纲,在老岳父面前不知天高地厚地说了一句:“郭超人能写《历史的审判》这种大稿子,我王志纲为何就不能写《审判的历史》这种大文章呢?”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三十已立,王志纲终于在全国一炮打响了。
3个月的“小分队”实践,王志纲与谢金虎一共发表了4000字以上的报道15篇,《冲击波》获当年新华社一等好稿,质量与数量“双夺冠”。原先觉得与王志纲搭档“吃了亏”的谢金虎,乐得嘴都合不拢,连连表示:找到你这个好搭档,运气!运气!
这是王志纲人生中的一次“奇袭白虎团”,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第一个梦想。他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这样回顾:人的潜力相当大,起码我认为自己的潜力是很大的。若我继续留在社科院,虽可成为那里的佼佼者,但却是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若我一直待在内蒙分社,虽能成为内蒙分社的好手,但在新华社系统却只是一名小卒;而一旦让我登上新华社这个大舞台,我照样能成为一个佼佼者。这个佼佼者的层次和分量与前面就大不一样了,故曰:志当存高远!竞争目标应树得远大一些!
感谢机遇为我提供了一个竞争的天地,在这个擂台上,我能随时享受到击败对手的胜利喜悦,因为,我这个人天生就是一个不甘寂寞的弄潮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