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华东归来话广东》
【编者按】战略就是预见。今天广东、山东和上海的发展态势,印证了这篇写于20多年以前文章的判断,王志纲的成功预见实质上是对规律的把握和方法论的胜利。时至今日,动态、辩证、发散的思维方式仍然是王志纲工作室进行区域经济和产业策划的制胜法宝。
《华东归来话广东》
(一)
从上海回头看广东,深感广东繁荣的后面潜藏着深深的危机,最大的危机是不知危机。
从上海回头看广东,站在华东看广东,我看是危机四伏,除了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同构性矛盾大外,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恢复后受到最大冲击的将是广东。危险的是人们面临危机而不清醒,广东部分人还沉浸在莺歌燕舞,自我感受极佳的状态里面。
上海滩的人,华东人一旦觉醒,广东是很难与其比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80年代广东经济的成功是自由放任、无为而治的成功。计划经济不发达,看起来是坏事,进入发展商品经济的新时期却成了好事。
回首80年代,相对于华东,广东有几大先天不足,这几大先天不足伴随时势转换反而成了它在新机制中的最大后天优势。
第一个先天不足:计划经济对广东改造得不彻底。因为广东的经济地位不是太重要,不是国民党的经济中心,没有必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第二个先天不足:作为“化外之地”,作为“准备打仗”的前沿地带,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一直没有进行大的投资。这一先天不足反而成全了广东,使它在机制转换时,计划经济体制的因袭较轻。
第三个先天不足:当地人正统文化素养相对淡薄,重运作,而不重理念,又有崇商的历史传统。只要时机成熟,其原始经济意识很容易就焕发出来,而这种小商小贩意识天生又是同市场经济相吻合的。故称广东人得风气之先,名符其实。这个风气就是商品经济风气。新风气同崇商传统一经结合,繁荣的创造成了必然。
另外,广东与海外千丝万缕的联系一直没有断过,一旦开放改革,其"人缘"优势作为新世纪繁荣的催化剂,作用不可低估。广东80年代的成功实践,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以港为师。由于传统计划经济对广东改造得不彻底,宏观制衡乏力,一遇时机就成全了广东无为而治格局的形成。政治上的无为而治促成了经济上的自由放任,没有约束能力,下面就以港为师。由于没有自己独立的东西,以港为师,结果学出了一个市场化的乡镇企业,组合式的商品经济。广东乡镇企业就是把香港的零配件拿来组装。广货为什么在短短两三年内打遍全中国,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组装型的洋枪洋炮打败北方的大刀长矛。广东产品与其说是技术上独创性了不起,不如说是在市场开拓上在全国是占了先的。
今天我们看到,包括第三产业的发展、茶楼文化、以桥养桥、以路养路、土地批租等改革,无不可以在香港找到其源流。
(二)
自由放任是搞活经济的必经阶段,但决非永远过程。“无为而治”并非万能。
广东在80年代赖以成功的主要客观因素有可能成为90年代广东上台阶的桎梏,如果广东人不意识到这一点,将会被已经觉醒的雄狮华东迅速超越,先天不足成了后天障碍。
如果说80年代广东是感性的功能,那末90年代需要理性上的升华。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这是一个痛苦的转换过程。
进入90年代,广东几大问题表现出来了。
第一,政府调控乏力,无为而治对于小商小贩型的经济发展效果极佳,在商品经济发展的粗放时期,政府越不管,发育得越好。为什么西方在第一阶段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政府实施的是自由放任政策。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古典经济学派推崇自由放任。确实,纯粹市场机制对于搞活经济,打破封建束缚,调动每一个经济细胞的活力,具有立竿见影的功效,能量是不可小看的。古人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商品经济的初始阶段就是天下熙熙皆逐利。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证明: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再完全自由放任发展是绝对不行的。因为市场经济自发的力量,不仅会造成两极分化,而且在此基础上会形成垄断,经济生活中的矛盾、摩擦、冲突会加剧,若任其发展,社会将出现动**以至断裂。所以西方国家的政府为保持社会的稳定与繁荣,从本世纪30年代以来,都加强了对经济活动、经济运行的干预。与此相适应,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理论也流行起来。
现在我们看到,在我国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些地区,比如广东的珠江三角洲以及深圳,伴随市场经济自发力量必然产生的一些问题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如一部分人通过政治的、官倒的或其他特异的力量,已取得了地域的或行业的垄断地位。他们以垄断某些新兴行业,操纵市场,来折腾商品经济中的小鱼小虾,甚至可以控制社会,插手政治,如时下的股市和房地产投机热中,就出现了手里能够调好几个亿以至十几个亿的寡头,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掀起了一个个小气候,搅得数一以万计的小股民惶惶不可终日和社会动**不安。
所以说,广东自由放任的结果,一方面造成了奇迹性的繁荣,同时也出现了产业结构失衡,两极分化加剧的苗头,以及社会崇尚投机等问题。这同迷信无为而治,宏观制衡乏力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