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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 宋武暂平关中（第2页）

十二月，裕发长安。以弟二子义真为雍州刺史，留镇，而留腹心将佐以辅之。以王修为长史。义真时年十二耳。

十四年，正月，裕至彭城，复以刘遵考为并州刺史，镇蒲阪。遵考，裕族弟也，裕时诸子并弱，宗族惟有遵考，故用焉。赫连勃勃闻裕东归，大悦。问取长安之策于王买德。买德教以置游兵，断青泥、上洛之路，杜潼关、崤、陕，而以大兵进取长安。

勃勃善之。以子璝都督前锋诸军事，率骑二万，南伐长安，子昌屯兵潼关；买德南断青泥；而勃勃率大军继发。义真中兵参军沈田子与司马王镇恶拒之北地。田子素与镇恶不协，矫刘裕令，请镇恶计事，于坐杀之。王修收杀田子。治中从事史傅弘之击赫连璝，大破之，夏兵退。

义真年少，赐与不节，王修每裁减之，左右并怨，白义真曰：“镇恶欲反，故田子杀之，修今杀田子，是又欲反也。”义真乃使左右刘包等杀修。修既死，人情离骇，无相统一。于是悉召外军，入于城中，闭门距守。关中郡县，悉降于夏。勃勃进据咸阳，见第六章第四节。长安樵采路绝，不可守矣。

十月，刘裕遣朱龄石代义真。敕龄石：“若关右必不可守，可与义真俱归。”诸将竞敛财货，多载子女，方轨徐行。傅弘之谓宜弃车轻行，不从。

《晋书·勃勃载记》云：“义真大掠而东，百姓遂逐朱龄石，而迎勃勃入于长安。”岂不痛哉？赫连璝率众三万，追击义真。至青泥，为所及。蒯恩断后，被执，死于虏中。恩时遣入关迎义真者。毛修之、傅弘之并没于虏。修之夏亡没于魏。弘之，勃勃逼令降，不屈，时天寒，裸之，叫骂，见杀。王敬先戍潼关之曹公垒，朱龄石率余众就之。虏断其水道，众渴不能战，城陷。被执至长安，皆见杀。

刘裕遣朱超石慰劳河、洛，始至蒲阪，直龄石弃长安去，济河就之，亦与龄石并陷虏见杀。刘遵考南还，代以毛德祖，义真中兵参军。勃勃遣其将叱奴侯提率步骑三万攻之，德祖奔洛阳。关中遂没。

《宋书·武三王传》曰：高祖闻青泥败，未得义真审问。有前至者，访之，并云：“暗夜奔败，无以知其存亡。”高祖怒甚，刻日北伐。谢晦谏，不从。及得段宏启事，知义真已免，乃止。宏义真中兵参军，以义真免者。此浅之乎测丈夫者也。高祖即善怒，岂以一子，轻动干戈？

《郑鲜之传》云：佛佛虏陷关中，高祖复欲北讨，鲜之上表谏曰：“虏闻殿下亲御大军，必重兵守潼关。若陵威长驱，臣实见其未易；若舆驾顿洛，则不足上劳圣躬。贼不敢乘胜过陕，远慑大威故也。若舆驾造洛而反，凶丑更生揣量之心，必启边戎之患。江南颙颙，忽闻远伐，不测师之深浅，人情恐惧，事又可推。往年西征，刘钟危殆；伐司马休之时，以刘钟领石头戍事，屯冶亭，有盗数百夜袭之，京师震骇，钟讨平之。冶亭，在建康东。前年劫盗破广州，人士都尽；三吴心腹之内，诸县屡败，皆由劳役所致。又闻处处大水，加远师民敝，败散自然之理。殿下在彭城，劫盗破诸县，事非偶尔，皆是无赖凶慝。凡顺而抚之，则百姓思安；违其所愿，必为乱矣。”此当时不克再举之实情。

《王仲德传》云：高祖欲迁都洛阳，众议咸以为宜，仲德曰：“非常之事，常人所骇。今暴师日久，士有归心，固当以建业为王基，俟文轨大同，然后议之可也。”帝深纳之。

《武三王传》亦言：高祖之发长安，诸将行役既久，咸有归愿，止留偏将，不足镇固人心，故以义真留镇。洛阳不能久驻，而况长安？将士不免思归，而况氓庶？势之所限，虽英杰无如之何。

《南史·谢晦传》言：武帝闻咸阳沦役，欲复北伐，晦谏以士马疲怠，乃止，与《武三王传》之言适相反，固知史之所传，不必其皆可信也。

世皆訾宋武之南归，由其急于图篡，以致“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艰难，失之造次，使丰、鄗之都，复沦寇手”，司马光语，见《通鉴》。此乃王买德对赫连勃勃之辞，非敌国诽谤之言，则史家附会之语，初非其实。

宋武代晋，在当日，业已势如振槁，即无关、洛之绩，岂虑无成？苟其急于图篡，平司马休之后，径篡可矣，何必多此伐秦一举？武帝之于异己，虽云肆意翦除，亦特其庸中佼佼者耳，反侧之子必尚多。

刘穆之死，后路无所付托，设有窃发，得不更诒大局之忧？欲攘外者必先安内，则武帝之南归，亦不得訾其专为私计也。

义真虽云年少，留西之精兵良将，不为不多。王镇恶之死，事在正月十四日，而勃勃之图长安，仍历三时而后克，可见兵力实非不足。长安之陷，其关键，全在王修之死。义真之信谗，庸非始料所及，此尤不容苛责者也。惟其经略赵、魏，有志未遂，实为可惜。

当时异族在中原之地者，皆已力尽而毙，惟铁弗、拓跋二虏，起于塞北，力较厚而气较雄；而拓跋氏破后燕后，尤为土广而人众。所以清定之者，实不当徒恃河南为根基，而断当经营关中与河北，以非如是则势不相及也，此观于后来元嘉之丧败而可知。

武帝平秦之日，拓跋氏实无能为；铁弗氏之兵力，亦极为有限。拓跋氏虽因力屈假道，初实为秦形援，后又侵扰河南，伐之实为有辞。铁弗氏必不敢动。秦凉诸国，一闻王师入关，早已胆落。乞伏炽磐曾使求自效。沮渠蒙逊，猾夏最深，然朱龄石遣使招之，亦尝上表求为前驱。

当时此诸国者，未尝不可用之以威勃勃，而铁弗氏与拓跋氏，本属世仇；勃勃惟利是视；苟有事于拓跋氏，亦未必不可驱之，使与我相掎角。然则宋武设能留驻北方二三年，拓跋嗣或竟为什翼犍之续，亦未可知也。惟即如是，五胡乱华之祸，是否即此而讫，亦未可定。

崔浩之为拓跋嗣策中国也，曰：“秦地戎夷混并，虎狼之国，刘裕亦不能守之。孔子曰：善人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今以秦之难制，一二年间，岂裕所能哉？且可治戎束甲，息民备境，以待其归，秦地亦当终为国有。”浩实乃心华夏者，其为此言，盖所以息索虏之觊觎，而非为之计深远，说别详后。然于关中之情形，亦颇有合。

宋武之平姚秦，已迫迟暮，其能竟此大业与否，亦可疑也。宋武之所缺，仍在于其度量之不弘。大抵人勋业所就，恒视乎其所豫期。长安之所以不守，实由将士之思归，及其贪暴，《王镇恶传》：是时关中丰盈，仓库殷积，镇恶极意收敛，子女玉帛，不可胜计。观于义真败后，诸将尚竞敛财货，多载子女，方轨徐行，则平时极意收敛者，正不止镇恶一人也。而其所以如此，则平时之所以自期待者使之。

神州陆沈，既百年矣，生斯土者，孰非其奇耻大辱？使为之率将者，果有恢复境壤，拯民涂炭之心，自不以消除关洛为已足；上之所好，下必甚焉，为其所卵翼裁成者，自亦不敢启思归之念，怀欲货之思矣。

王镇恶之至潼关也，姚绍率大众距险，深沟高垒以自固。镇恶悬军远入，转输不充，将士乏食。驰告高祖，求发粮援。

时高祖缘河，索虏屯据河岸，军不得前。高祖初与镇恶等期：克洛阳后，须大军至，及是，呼所遣人，开舫北户，指河上虏示之曰：“我语令勿进，而轻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运？”此时王师实为一大危机，而镇恶亲到弘农，督上民租，百姓竞送义粟，军遂复振。

高祖将还，三秦父老，诣门流涕诉曰：“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方仰圣泽。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数千间，是公家屋宅；舍此欲何之？”

义真进督东秦，时陇上流人，多在关中，望因大威，复归本土，及置东秦，父老知无复经略陇右、固关中之意，咸共叹息。王镇恶之死也，沈田子又杀其兄弟及从弟七人，惟镇恶弟康，逃藏得免。与长安徙民张盱丑、刘云等唱集义徒，得百许人。驱率邑郭侨户七百余家，共保金墉，为守战之备。

时有邵平，率部曲及并州乞活千余户屯城南，迎亡命司马文荣为主。又有亡命司马道恭，自东垣率三千人屯城西。亡命司马顺明，五千人屯陵云台。顺明遣刺杀文荣，平复推顺明为主。

又有司马楚之屯柏谷坞。索虏野坂城主黑弰公即于栗?。游骑在芒上。北邙山，在洛阳东北。攻逼交至。康坚守六旬，救军至，诸亡命乃各奔散。

盖遗黎之可用如此：关中诚如崔浩言，戎夷混并，然汉人之能为国宣力者实更多。即戎夷亦非无可用，此又证以后来柳元景之出师，盖吴之反魏而可知者也。

义真之归也，将镇洛阳，而河南萧条，未及修理，乃改除扬州刺史。毛德祖全军而归，以为荥阳、京兆大守，寻迁司州刺史，戍虎牢。此等兵力，其不足以固河南审矣。郑鲜之言：“西虏或为河、洛之患，今宜通好北虏，则河南安，河南安则济、泗静。”盖至此而徒保河南，弃置河北之势成矣。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