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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神权的崛起（第2页）

罗马教会早期的传教热情使其成为诸教会之母，所有的教会都怀着深厚之情和感激之心仰望于她。因此，通过罗马传教士皈依的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对神圣的教廷充满崇敬并成为其最忠实的孩子。英格兰基督徒最常去罗马朝圣，将他们的彼得便士（Saier’sPence）1送去作为贡金。当撒克逊人成为传教士向欧洲大陆的异教亲族布道时，他们将同样的依恋与热爱移植到了德意志人的内心。撒克逊修道士，“德意志使徒”圣波尼法爵在赢得德意志森林的异教徒对十字架的热爱的同时，也令他们对罗马教廷产生了深深的敬意（详见第37条）。波尼法爵自己庄严宣誓效忠罗马教皇，通过这位热心使徒的努力而崛起的德意志教堂同样被要求承诺服从于罗马。也正是通过同样虔诚的传教士的影响，公元742年召开法兰克福宗教会议（cilofFrankfort）的时候，高卢和德意志的主教议决其教堂的都主教或总主教应该由教皇授予白羊毛披肩（pallium），表示其臣服并效忠于罗马教廷。

1　彼得便士（Peter'sPenariiSari），是直接而非通过地方教区向罗马天主教会进行的捐款，始于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并迅速传遍欧洲。1871年，时任教皇庇护九世（PopePiusIX）正式确定其为教会世俗成员对罗马教廷的一种经济支持形式，近代教皇将其作为一种慈善形式。——译者注

因此，罗马在西部各地教会的眼中具有崇高的地位，直到格里高利二世（715—731）写信给东部皇帝，说道，“西部所有国家的目光都指引着我们的谦卑，视我们为人间的神明”。1

133。萨拉森人攻陷安条克、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的影响公元7世纪，所有东方的大城市都落入穆斯林之手。这给罗马教会带来了巨大影响，因为在每一个这样的大都城，都有或者可能会有一位罗马主教的敌手。实际上，在基督教世界的版图上，安条克、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已经被抹除，只剩下君士坦丁堡可能滋养着罗马教会的对手。因而，基督教世界的大灾难却再次巩固了罗马主教不断增长的权力。

134。毁坏圣像运动（726—842）；教皇成为世俗君主关于圣像崇拜的争论，在教会史上被称为“圣像破坏之争（WaroftheIoclasts）”，在8世纪时爆发于东部的希腊教会和西部的拉丁教会之间，对罗马神权的增长产生了深远影响。

1　转引自RaoryofthePopes（《教皇史》，兰克著），vol。i，p。13。

甚至早在伊斯兰教势力崛起的7世纪之前，东部地区的基督教就已经失去了许多早期的单纯与质朴，经历了一场异教化的过程。那时，教堂里满是使徒、圣徒和殉道者的肖像与图画，其中不少是迷信崇拜的对象，他们被认为具有神奇的美德和力量。每一个城市，乃至每一座教堂，都各自拥有创造奇迹的偶像，为其守护神。

到7世纪，整个东部的十字架都倒在了新月面前，结果使徒和圣徒像却连他们自己的殿堂都无力保护，这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影响就很容理解了。蛮族入侵带来灾难之时，一直被尊为城市和庙宇守护者的古老神祇竟无能为力，罗马帝国的异教徒居民当时的情绪和此次灾害导致东部基督徒的觉醒完全一样。

穆斯林征服者，斥责基督徒为偶像崇拜者，砸碎了祭坛的圣像，但却没有火从天降来惩罚这些渎圣者，基督徒感到耻辱与困惑。像古希伯来人的改革派一样，一个坚强的派系出现了，宣布上帝把教会送到了异教徒之手，是因为基督徒已经离经叛道陷入了粗俗的偶像崇拜之中。这些偶像崇拜的反对者把自己命名为“偶像破坏者”（Ioclasts），成为东部教会的改革者。公元754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了一次大型教会会议，会上颁布法令称“除《圣餐》中的基督像外，所有其他均属亵渎或异端；偶像崇拜是基督教的堕落与异教的复兴；所有这些偶像崇拜的纪念物都应该被打碎或抹除”。

利奥三世于公元716年登上君士坦丁堡的帝位，是一位非常热情的偶像破坏者。东部的希腊教堂圣像均被清除，皇帝决定也要清除西部拉丁教堂里的这些“偶像崇拜的象征”，为此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使用圣像。

教皇格里高利二世作为罗马主教，不仅反对该法令的执行，还发布教令将东部皇帝开除教籍，并禁止所有破坏圣像的教堂参加正统天主教会的圣餐仪式。1在这场与东部皇帝的论争中，罗马主教想方设法与一些强大的西方君主结盟。

首先，他们联合了伦巴第人作为保护者，但很快发现了他们的危险性，于是转向了法兰克人。于是，便有了加洛林国王与罗马教皇之间的友谊故事以及他们的互帮互助，成就了难得一见的患难之交。教皇帮助加洛林家族的后裔成为国王和皇帝；知恩图报的法兰克国王帮助教皇抵御帝国和蛮族的所有来犯之敌，并为其献土，奠定了教皇世俗权力的基础（详见第96条）。

因此，罗马主教在逐渐获得属灵权力之后，又额外获得了世俗权力，虽然后者后来成了软肋，但起初无疑是优势因素，而且是他们登上西部权力宝座的垫脚石。

1　通过公元842年在君士坦丁堡举行宗教会议颁布的教令，东部教堂恢复了仅包括绘画和拼图在内的圣像。但此时，日积月累的原因疏远了两个地区的基督教世界，使之产生了难以弥合的裂痕。在11世纪的后半期，东部教会与西部教会永久分裂了。前者被称为希腊、拜占庭或东部教会；后者则称作拉丁、罗马或天主教会。

135。《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和《伪教令集》从大约8或9世纪往后，有史以来两个令人震惊却又成功的伪造物大大促进了罗马教皇权势的发展。这些著名的文件被称为《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Donationofe）和《伪教令集》（FalseDecretals）。

前者的目的可能是支持和佐证丕平献土，方法是提供教会的第一帝国保护人早期相似赠予的证据。其“讲述了君士坦丁大帝如何通过西尔维斯特（Sylvester）的祈祷治好了麻风病，并在其受洗的第4天，为了精神自由免受世俗政府的不断束缚，进而放弃了罗马而迁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新都城，以及他如何把意大利和西部国家的统治权随即赠予教皇及其继任者。”1所谓的《伪依西多尔敕令集》（Pseudo-Isidoriaals）大约出现在9世纪中叶，原本是为了主教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教皇的利益而出版的，但它与《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有着类似的目的。同许多所谓的早期教皇书信和教令一起构成了系列教会文件。他们意欲通过认可这些文件的真实性，来证明二三世纪的罗马主教就已经行使了当时9世纪教皇主张的所有权力和广泛管辖区域。

在那个不加批判的时代，这些文件被所有人当作真品接受2。教皇的最大主张成功地获得了支持。现在，这些文件被天主教和新教的所有学者认定为伪造；尽管如此，它们却像真实文件一样有效地确认了教皇的权力。

136。教会管辖权；上诉罗马教廷

查理大帝已经认可了早期教会的原则，即无论在刑事和民事案件中，神职人员只受制于宗教法庭，不受世俗法庭管辖。主教逐渐获得了审判涉及婚姻、信托、伪证，买卖圣职，或关于寡妇、孤儿或十字军战士的权力，因为这些案件都与宗教有关，甚至取得了审判所有刑事案件的权力，因为所有犯罪都是罪恶（AllCrimeisSin），因此只能由教会妥善处理。宗教法庭会判决这些人员苦修、囚禁于修道院或交给民事机构。

1　君士坦丁真正授予教会的是获得合法地产及接受遗赠的权利，这是其在异教皇帝那里不曾享有的权利。戴克里先没收了他统治时期内教会聚敛的财富。——BryanEmpire（《神圣罗马帝国》，布莱斯著），p。100。

2　洛伦佐·瓦拉（LaurentiusValla，1406—1457），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详见第304条），是第一个揭开《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真实面目的人。

因此，到了12世纪，教会拥有了绝大多数世俗和神职事务的刑事管辖权。世俗国王并未察觉到此事的趋向，最开始都支持教会扩大管辖权。一个简单的例子便可说明：公元857年，法兰西的秃头查理赋予主教们调查涉及抢劫、谋杀和其他罪行的所有案件，并给罪犯定罪量刑的权力。

当时，宗教法庭司法权极度扩张的特点是建立了一种原则，欧洲不同国家涉及神职和宗教的所有案件，都应由其主教或总主教法庭将案件上诉或传讯到拥有终审权力的罗马教廷。教皇因此被视为正义的源头，至少在理论上是基督教世界的最高法官，而皇帝、国王和所有民事法官都只是拥有同其教长一样的执行判决和教令的权力。

应当说，没有教皇与主教之间漫长而痛苦的较量，教会的地方法庭服从罗马法院的这一原则便难以确立，这一斗争与同一个世纪里欧洲国王和封君之间的斗争极为相似。但是，作为在世俗领域斗争的最终结果是封建贵族服从王权，集所有大权于国王一身一样，在属灵世界的斗争结果是教会贵族服从教皇权威，将最高司法权交由罗马教皇掌握。

教皇利用此时得到的权力同德意志皇帝展开了著名的最高权力的争夺（详见第十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