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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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意大利人与古典往昔的密切关系使得意大利文艺复兴具有了复兴古典的特征，即意大利人恢复与借鉴了长期被忽视的古希腊-罗马文明遗产。

此次运动包含两个截然不同却又紧密相关的阶段：（1）古典文学与学术的复兴；（2）古典艺术的复兴。文学与学术复兴阶段是关注的要点。复兴运动的这一特点被专门称为“人文主义”（Humanism），而其提倡者则被称为“人文主义者”（Humanists），因为他们对研习经典即人文科学或称“更人类的文学”很感兴趣，以此抵抗“神类文学”，即构成旧有教育的神学。

286。首位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

“不仅在意大利的文学史上，而且在世界文明史上，不仅在世界的文明史上，而且在人类的思想史上……彼特拉克的名字都如同最闪亮的那颗星。”1最伟大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之一对彼特拉克及其在人类思想进步史上的地位作出了如上评价。

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以意大利十四行诗作家而为人所知，但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意义几乎全部在于他同意大利古典知识复兴的联系。彼特拉克在世界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他本身及所为也不负盛誉，值得深入了解。研究他的生活与作品就是研究欧洲人民曾经历的最重要的思想革命的基本特征，了解彼特拉克就是了解文艺复兴。

彼特拉克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阶段的首位也是最伟大的代表。他是充分认识与欣赏古典文学的出类拔萃、赏心悦目及文化价值的首位学者。他对古代作家的热情是一种崇拜，投入了极大的时间和辛劳，收集了200卷经典写本。在这些最上等的拉丁宝藏中，有一些西塞罗（Cicero）的书信，是他自己在维罗纳（Verona）的一个古老图书馆中发现的，并虔诚地手抄下来。他不懂希腊语，但在收集拉丁写本的同时也收集希腊写本，其中包括柏拉图的16部著作，以及从君士坦丁堡得来的荷马珍本；因此，正如他本人所表述的：第一诗人兼第一哲人与他同在。

1　Voigt，DieWiederbelgdesclassisAlterthums（《古代经典的复活》，福格特著），3ded。，vol。i，p。22。

这一情怀揭示出了彼特拉克对书籍的感情。在寂静的书房里，优选作家的灵魂伴其左右，在同这些往圣交谈之时，他欣喜若狂。彼特拉克经常给荷马、西塞罗、维吉尔、塞涅卡（Seneca）等先贤写信，因为他喜欢以此记录自己的思想，因此，他的很多时间都以写信为乐；写信于他而言，即是乐趣又是生活本身。

彼特拉克对古典作家的热情蔓延开来，导致孩子的父亲责备他诱使自己的儿子从学习法律转向了阅读经典及拉丁诗作；但彼特拉克引发的这场运动无法阻止。时至今日，他给予人文研究的推动力在文学与学术中仍有影响。

287。彼特拉克与经院学者

彼特拉克觉醒的新精神必定将其置于中世纪的无情批判与反对的风口浪尖。他对经院学者极为反感，嘲笑他们的无聊争论，将之比作那些玩着文字游戏却忘记了文字是用来表达思想、发掘真相的古代诡辩者，将作为其堡垒的大学称为“极度无知的巢穴”，而经院学者的巨著被定性为一堆不存真理的垃圾。

当他的对手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时，为了挫败敌人，他宣称亚里士多德也非知晓一切，他只是一个人，所以也会犯错误。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大胆的言论，几乎和否定《圣经》永无谬误一样，是一种异端邪说。福格特（Voigt）说：“他的这种言论在科学史上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就如同莱比锡各民族大会战（BattleoftheNations）开启了国家历史的新时代一样……这种言论攻击的并非亚里士多德一人，而是教会和整个中世纪体系。”1

288。彼特拉克对罗马遗迹的感受2

彼特拉克对古典时代物质遗迹的感情同他对人文遗产的感情类似。

真正中世纪时期的人们对古代世界的遗产遗迹没有智识方面的好奇或感情。他们对所有这些事物的态度与东方的近现代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对过去文明遗迹的态度完全相同。对这些专横民族的堕落继任者来说，尼尼微（Nineveh）和巴比伦（Babylon）的遗迹无异于便捷、丰富的采砖场。他们对这些默默而又忧伤地承载着所有伟大往昔的庞大遗迹完全漠视。而当文艺复兴的遗产继承者们挖掘同一个土丘，细致而又恭敬地收集可能会向世人述说早期人们的思想、感情和行为的每一片带有文字的残砖断瓦之时，那是多么的不同啊！

1　Voigt，DieWiederbelgdesclassisAlterthums（《古代经典的复活》，福格特著），3ded。，vol。i，p。80。

2　乍一想，此主题似乎与人文主义运动毫不相关，似乎更近于艺术复兴；但相较而言，它真的同此时讨论的文艺复兴阶段密切相关，因为古代遗迹吸引彼特拉克的既非工艺又非美学，而是纯粹的历史情感。

所有这一切都完美地说明了中世纪时期的人们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之间的差别。在智识复兴曙光乍现之前的中世纪时期，罗马遗迹只是一个采石场。恺撒纪念碑被拆除作为建筑材料，雕刻的大理石被烧成石灰用作砂浆。罗马现存的任何遗迹都是几个世纪无知与无情的损毁过后的残存。1在当时，彼特拉克是中世纪时期对这些遗迹产生近代情感的第一人。“他告诉我们，他经常与乔瓦尼·科隆纳（Giovannia）登上戴克里先浴场（BathsofDio）的大拱顶，在透明的空间里，在无边的寂静中，四周的开阔景象尽收眼底，他们讨论的不是商业或政治事务，而是脚下遗址所蕴含的历史。”2289。彼特拉克的门徒薄伽丘

彼特拉克吸引了一群**澎湃的年轻人文主义者拜入门下，并以无限的热情继续探索和开拓其所发现的新精神领域。其中最杰出的非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Boccaccio，1313—1375）莫属，其广泛的声誉主要源自一本意大利语写成的故事集《十日谈》（De），但本条目中只讨论他作为人文主义者的贡献。

薄伽丘不辞辛劳地传播和深化彼特拉克所唤醒的对古代的热情。他辛勤地收集与誊写古代写本，从而大大提升了意大利的古典学术成就。他效仿彼特拉克学习希腊语，但因为没有胜任的老师，且缺少教材、语法和词典，所以也跟彼特拉克一样在掌握这门语言的道路上举步维艰。然而，薄伽丘说服了自己的老师将《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yssey）翻译成了拉丁文，因此，在向世界推出第一个近代译本的《荷马史诗》方面，他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一译本质量不高，但却激发了意大利学者想要获取第一手希腊文学资料的欲望，而这些文学正是古罗马作家公认的灵感来源。

1　布鲁内莱斯基（Brunelleschi）和多纳泰罗（Donatello）为了研究古代遗迹，在15世纪初到访罗马之事被误解便是最好的例证。那时罗马人不管在艺术方面还是在情感方面，对古城的遗迹都毫无感受可言。在被告知这些艺术家满腔热情地检测古都檐壁的残片，并雇佣劳力挖开古建筑的地基时，瓦萨里（Vasari）补充道：“流言在罗马传开，艺术家被称为寻宝者，……人们认为他们是为了发现宝藏而研究探地术的人。”艺术家对这片遗迹还抱有其他目的对罗马本地人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

2　彼特拉克还代表着近代精神的其他方面和品质，但是无法一一叙及。但他对自然的动人浪漫感情，必须再多说几句。其著作中最为著名的一篇作品是描述他登上阿维尼翁附近的冯杜山（Mououx）巅时有感于它的美景而作。这是世界上的新事物，即近代登山的起始。这在古代极为罕见，而在中世纪显然不存在，即便但丁也是每每谈山色变。没有什么比对自然宽广博大的新情怀更能区分近代人和中世纪人的了。——Burckhardt，TheCivilizationoftheRealy（《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布克哈特著），p。177。

290。赫里索洛拉斯教授意大利人希腊语意大利学者的这个愿望很快就得到了满足。刚到14世纪末，东部皇帝派特使前往意大利请求援助抗击奥斯曼人，使团由著名的希腊学者曼努埃尔·赫里索洛拉斯（ManuelChrysoloras）率领。他刚在威尼斯登陆，佛罗伦萨人便急迫地邀其前往。

他接受了邀请，并受到了极为体面的迎接，有得见天人之感，并被授予了佛罗伦萨大学教授职位（1396）。无论长幼挤满了他的课堂，一想到能学习希腊语，即便耳顺之人也“觉得心潮澎湃”。

赫里索洛拉斯作为老师出现在佛罗伦萨标志着经过7个世纪的漠视之后，西欧学校学习希腊语言和文学的复兴。这意味深长：标志着文明的复兴与近代时期的开端；因为中世纪时期向近代时期转化的最强大因素之一，当然就是希腊文化。1291。搜寻古代写本

在了解了14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先驱之后，便可大体讲述一下人文主义运动在下一个世纪里最重要的几个阶段。

意大利学者首先关注的是将现存的古代经典从被湮没的危险中拯救出来。正如现今的古文物研究者在亚述（Assyria）的土丘上挖掘东方古代文明的遗迹一样，人文主义者们为了获得古典作家的古代写本，也遍寻修道院与教堂的图书馆，翻遍欧洲的各个偏僻角落。

1　“若真如此，除了自然界的隐蔽力量之外，没有任何事物不是起源于希腊的了，因而认为希腊老师赫里索洛拉斯同其佛罗伦萨学生的接触点是文明史上决定性的时刻也便合情合理。”——Symonds，TheRevival（《学术的复兴》，西蒙兹著），p。113。

西蒙兹把这些狂热者比作新十字军战士：“像法兰克人一样，如果能从耶路撒冷带回文物，便认为自己三生有幸，所以这些新的圣灵骑士不再去寻求保护圣墓堂，反而去寻找古代世界里天才的坟墓待其复活，当某位希腊或拉丁作家用一个褐色、积垢、难认的残片回报他们耐心的寻找之时，一种神圣的感情便涌上心头。”

珍贵的写本经常在发现时就已处于令人羞愧的被忽视状态，且已残破不堪。

有时在潮湿的小屋里已经霉变，又或在修道院的阁楼上落满灰尘。写本再次被发现时业已各种残缺不全，正如薄伽丘在本笃会的蒙特卡西诺修道院（monasteryofMonteo）誊写室里发现的那样，例如有些羊皮纸的边缘已经掉落，还有的整页缺失。1

彼特拉克是首位也是最热情的一位古代宝藏的搜寻者。其后最值得纪念的便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学者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Brai，1380—1459）。他找回了卢克莱修（Lucretius）的诗歌、西塞罗的几篇讲稿以及其他经典作品。他最珍贵的发现之一是在瑞士圣加仑修道院（monasteryofSaintGall）图书馆发掘的昆体良所著《雄辩术原理》（InstitutesofQuintilianInstitutioOratoria）。因为这一幸运的发现，当代人称他为“罗马的第二缔造者”。

人文主义者此时搜寻古代作家的著作为时已晚，但却为世界挽救了无数珍贵的手稿，如果再疏忽一段时间的话，可能就永难挽回了。

1　这些损毁主要因为书写材料的稀缺，导致中世纪抄写员抹去旧羊皮纸上的原始文本，从而可以二次利用。这样一来，许多古典作家的作品就被损毁了。然而，有些早期文本并没有被完全擦除，因此通过化学试剂可以完全或部分恢复。但人文主义者对这种重写本的价值一无所知，因此没有搜寻此类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