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前我们失之交臂。”萨拉说。
“是的。虚度了七年。你有位非常美丽的夫人,卡瑟尔。”
“谢谢。”萨拉说,“萨姆,和穆勒先生握握手。”
“这是我儿子,穆勒先生。”卡瑟尔说。他明白穆勒对肤色的细微变化有很强的判断,而萨姆是非常黝黑的。
“你好呀,萨姆。上学了吗?”
“他再过一两个礼拜去。快上楼睡觉吧,萨姆。”
“你会玩捉迷藏吗?”萨姆问。
“以前会的,但现在我总是忙着学新规则。”
“你和戴维斯先生一样是间谍吗?”
“我说了上床睡觉,萨姆。”
“你有毒气笔吗?”
“萨姆!上楼!”
“现在关于穆勒先生的问题,萨拉,”卡瑟尔说,“你是从哪儿,又是怎么越过边境进入斯威士兰的?”
“我觉得我不该告诉他,你觉得呢?”
科尼利厄斯·穆勒说:“哦,我们忘了斯威士兰吧。都是陈年往事,又发生在另一个国家。”
卡瑟尔看着他像变色龙适应土地的颜色那样自然地随机应变。他在莱索托度周末时肯定也是如此。也许穆勒若是应变得不这么快,还能稍稍讨他喜欢些。整个晚餐过程中穆勒都谦恭地侃侃而谈。是的,卡瑟尔想,我更情愿会会范·丹克上尉。范·丹克见到萨拉第一眼就会立刻走出屋子。偏见与理想是有某种共通之处的。科尼利厄斯·穆勒没有偏见,也没有理想。
“你觉得这里气候怎样,卡瑟尔夫人,在离开南非以后?”
“你是说天气?”
“是的,天气。”
“不像南非那么极端。”萨拉说。
“你有时候会想念非洲吗?我是借道马德里和雅典来的,所以我已在外好几周了,你知道我最想念什么吗?约翰内斯堡周围的矿石堆。它们在太阳西斜时的色泽。你想念什么?”
卡瑟尔以前并不知道穆勒还有某种审美情趣。那是升迁带来的更大的品位变化,还是如同他的礼节一样是为应对这样的场合和这样的国家?
“我的记忆是不一样的,”萨拉说,“我的非洲也和你的不同。”
“哦,嘿,我俩都是非洲人。对了,我给这里的朋友带了些礼物。我不知道你是我们中的一员,只给你带了一条披肩。你知道在莱索托他们有手艺很好的织工——御用织工。你愿意收下一条披肩吗,从过去的敌人那里?”
“当然。你客气了。”
“你认为哈格里维斯夫人会接受一只鸵鸟皮做的包吗?”
“我不认识她。你得问我丈夫。”
这很难能与她鳄鱼皮的标准看齐,卡瑟尔想,不过他说:“肯定会……既然是你的礼物……”
“我对鸵鸟有种家传的兴趣,你知道,”穆勒解释道,“我祖父是他们现在所说的鸵鸟百万富翁——一九一四年的战争断了他的生意。他在开普省曾有套大宅,壮观极了,但现在只剩下废墟。鸵鸟毛再也没能真正重返欧洲,我父亲也就破产了。不过我几个兄弟仍养了些鸵鸟。”
卡瑟尔记得参观过这样一处豪宅,是当作博物馆保留的,经营那鸵鸟庄园残余部分的人就住里面。该经理说起建筑的奢华和低劣品位时带着些歉意。参观浴室是游览的**部分——参观者总是在最后被领到浴室——浴缸像一张白色的大双人床,水龙头镀着金片,墙上是对意大利早期艺术的拙劣模仿:画中人光环上的纯金箔已开始脱落。
晚餐结束时萨拉离开了他们,穆勒接受了一杯波尔图。自去年圣诞节后这瓶酒一直原封未动——戴维斯的礼物。“还是要讲讲正经的,”穆勒说,“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一点儿你夫人去斯威士兰的路线。不必提名字。我知道你结识了几个共产党朋友——我现在明白了那都是你工作的一部分。他们认为你是个多愁善感的同行者——我们那时也这样以为。比如,卡森就准是这样想的——可怜的卡森。”
“为什么说可怜的卡森?”
“他走得太远了。他和游击队有牵连。从他的角度看他是个好人,很棒的宣传鼓动家。他当年给实施《通行法》[9]的秘密警察找了很多麻烦。”
“他现在难道不干了?”
“哦,干不了了。他一年前死在监狱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