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邓区域四通八达,向南是蜀川之地,有丰裕的财货。向东是江、淮区域,粮草充足。西边是川陕一带,是西军的大本营,北方不远就是开封城,能随时还都。在襄、邓区域度过这个冬季,不论战守都是最佳选择。
李纲强调“策无出于此者”。
然而这一方案仍然被所有人反对。汪、黄两人仍然力请迁往东南,具体的位置建议是建康(今江苏南京),宗泽提出必须回归开封,那里是唯一的帝都。
三方僵持不下,李纲经缜密考虑之后提出了并建三都的设想。他分析时下“欲战则不足,欲和则不可”,以关中长安为西都,襄阳为南都,建康为东都,“各命守臣,葺城池、治宫室、积糗粮,以备巡幸”。
这样有三个好处。第一,皇帝在三都之间“巡幸”,哪怕实际上就是逃跑,在名义上也不至过于狼狈;第二,不设定都,金人无所窥伺;第三,震慑国内宵小,使不臣之辈无可乘之机。
李纲百般斡旋,协调各方意见,可谓尽心尽力。然而就在他为国操劳之际,事态突然失控。
一个年轻的礼部官员到了应天府,他的名字叫张浚。
张浚,字德远,生于北宋绍圣四年(1097),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时年二十九岁。他是唐朝名相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皋的后人,父亲名叫张咸,举进士、贤良两科,可以说诗书传家。张浚四岁时父亲亡故,由兄长抚养长大,从小“行直视端,无诳言,识者知为大器”。
张浚很早就离开了家乡,进入了国家最高学府太学求学。
刚踏入官场时,张浚的职务是太常寺主簿,这是个掌管陵庙祭祀、礼乐仪制、天文术数衣冠之属的官职。这在表面上看很符合张浚的性格,他严肃方正,不苟言笑,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太常寺虽然没有实权,但意义重大。
太常寺紧邻都进奏院和都亭驿,根据他之后的人生轨迹,他真正的兴趣不在“祀”而在“戎”,所以发生的国家大事他都会就近了解。然而他一直沉默,不管国家发生了怎样重大的危机,都不参与。
正规渠道的上书进言和民间自发的抗议运动,以及金军围城宋室覆灭,都没有他的官方记录。在开封外城陷落,内城、皇城被洗劫掳掠时,他动作迅速,逃入母校太学,藏得严严实实。
这个行为实在与他在历史中的强悍形象严重不符,之所以会这样,有一个例子能比较准确地解释这一现象。
汉朝淮阴侯韩信指挥百万之众,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但在穷困时被地痞挑衅,甘受**之辱。这件事两千余年来被广为传颂,多数中国人在成长过程中都被告知这是城府、肚量、成熟、生存智慧的象征,应该终生奉行,并教给子孙后代,永远流传。韩信之所以能成大功、立大业,就在于他能忍人所不能忍。他有远大的理想,所以暂时屈服,留下有用之身。
张浚也是一样,他对自己的期望是无限高的,面对金人的凌虐,他的愤怒值越高就越不允许自己去冒险。他很清楚自己的能力,他只是一介文人,文人可以领兵,儒将可以谋划,但没法亲手杀敌。
所以他在开封城里一忍到底,相信他在忍耐的过程中积攒了太多的负面情绪,有太多凄惨悲愤的画面深深地烙印在他的灵魂深处,让他在以后的岁月里无时无刻不在找机会毁灭金国。
张浚与金国不共戴天!
张浚一直隐藏到张邦昌上位、金军退走、孟太后垂帘、赵构登基才突然出现在应天府,第一时间拜倒在汪伯彦和黄潜善门下。
汪、黄合力挤走宗泽之后,迎来李纲,正觉得力不从心,突然间张浚出现,真是意外的惊喜。
对宋史感兴趣的人基本上都有一个疑问,李纲是彻底的主战派,张浚用一生的时间与金国抗争,主战到不惜一切,他们是志同道合的,为什么会出现实际历史中的一幕幕?
表面上的原因是宋齐愈。就是在手心里写下张邦昌的人名遍示朝臣,导致大楚国建立的人。
赵构登基,力量单薄,在原则上接受一切助力。所以张邦昌来时带的全体大楚国朝臣都被收录,宋齐愈更荣升谏议大夫。此人从心里往外地觉得没做过任何错事,在新的朝廷仍然活跃。
李纲主战,有三条具体措施:募兵、买马、募民出财襄助军费。他认为这样能在短时间内形成可观的战斗力反攻金国,收复失地。没等赵构有什么意见,宋齐愈觉得必须进谏,在上奏章之前,他先私下里找到张浚说了一番话。
大意是李丞相的三条建议没有一个是可行的,比如民财不能搜刮殆尽,西北的马太远得不到,东南的马瘦小没法用。至于说募兵,一个郡里增兵两千,一年的军费就要用一千万缗,这些钱根本拿不出来。我身为谏议大夫一定要竭尽全力阻止他。
张浚闻言叹息,说:“公受祸至自始也。”
宋齐愈第一次上书,赵构不报,即不对外公布。宋齐愈决定再上第二书,但是草稿泄露,被李纲知道了。李纲正在打击伪楚,清扫官场,立即抓捕宋齐愈,特事特办,迅速处死。
张浚上书弹劾李纲。
之所以这样,在于宋、张两人的关系。他们都是四川人,在宋朝官场有个响亮的名字叫“蜀党”。蜀党、洛党、朔党,文官们根据家乡籍贯组成了各自的小集团,为了私怨、意气党同伐异,腐蚀官场,败坏国家。
北宋亡国自党争起,所谓党争,前期是新旧党,后期就是蜀、洛、朔三党。它们流毒无穷,并不因为各自的党魁败死而消亡。现在张浚因为宋齐愈的死攻讦李纲,至少在表面上动机说得过去,但是再深挖一层就会发现事情是有预谋的。
张浚的官职原本是太常寺簿,到应天府改为枢密院编修官。枢密院号称西府,掌大宋军权,看似正中张浚下怀。但是随即就转到了尚书省做虞部郎,相当于现在国家部委的副司长,这是一步飞越,就此成为天子近臣。到宋齐愈死时,他突然转到御史台成了言官。这样频繁快速地调动工作,才让他有了对李纲发动攻击的权力。
那么再看一下他具体的弹劾理由。
张浚认为李纲的抗金政策会耗尽国财,且不会成功。李纲本人“独擅朝廷”,“不可居相位”,是“阴为惨毒”的“国贼”,暗示李纲有谋逆的可能。
到这里,一切都没什么了不得。在宋朝当官几乎没有不被弹劾的,内容的荒诞每每匪夷所思,连狄青家的狗长了角都能是即将篡位成新皇帝的理由,至于动辄危言耸听谋逆、不忍言之事等,更是家常便饭,基本上听过就算。
但是这次李纲居然真的被罢相了!
李纲是“天下人望之所归者”“一人而已”“万口一音”才选出来的复兴之相,刚刚上任七十五天,怎么可能这么简单就被罢免了呢?
真的只是因为张浚的弹劾吗?
这要回顾李纲在为相期间都做了些什么。他首先整顿了建炎小朝廷的纪律,用后来宋朝圣人朱熹的话来讲,“方南京建国时,全无纪纲。自李公入来,整顿一番,方略成个朝廷模样”。
这个过程包括杀张邦昌、宋齐愈立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