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片如此永恒、如此迷人的风景里,如此惬意地浸**于古老的往昔,轻易就能忘记:要失去这一切有多么容易。展现在我眼前的画面里包含着高压电线塔,零星分布的居民区,还有远方那些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现金结算式”大卖场。更要命的是,那些稠密的、精心编织的灌木树篱网已经明显地露出了磨损和断裂的迹象,就像是被好事之徒的手指拉散的烛芯纱盘花床单上的图案。在原本显得毫无特色的田野上,疯长的树篱被扔得这里一摊,那里一堆,一筹莫展,孤立无援。
从1945年到1985年间,英国流失了九万六千英里的树篱,这个长度足够绕着地球转上四圈。政府所采取的农村政策是如此混乱,以至于在二十四年时间里,农民可以手持一张许可证种植树篱,再拿出另一张许可证来把它们挖光。从1984年到1990年间,尽管政府撤走了用于捣毁树篱的资金,还是有五万三千英里陆续流失了。你常会听到这种说法(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有一回花了三天时间出席一场与树篱有关的研讨会,而我之所以去做这样的事,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穿得起锐步鞋),说什么灌木树篱其实是一种暂时性的地貌特征,是“围篱运动”的遗迹,若是试图挽救树篱,只不过是人为阻碍了乡间自然景物的演化罢了。事实上,在英国,这种论调日渐抬头,说不管保护什么种群,都是无事生非、倒行逆施,是一种对进步的阻挠。就在我写的当口,眼前就有一段引自一位地位显赫的房地产开发商帕隆伯爵士的话,他认为所谓的“继承传统”,其一整套似是而非的概念里“携带着重重的负担,那是对于一个并不存在的黄金时代的怀旧情愫在作怪,即便那个时代果真存在过,这种情愫也有可能使得发明创新为之泯灭”。这话说得真够昏庸的,让我的心都碎了。但凡你沿着这条思路想下去,就会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该去把史前巨石阵和伦敦塔都拆掉拉倒。除了这一点荒诞不经外,事实上,许多树篱已经有了相当悠久的历史。据我所知,在剑桥郡有片特别可爱的树篱叫“朱迪斯树篱”,它比索尔兹伯里大教堂和约克大教堂的年岁更老。说真的,在英国,除了少数几栋建筑外,别的都不如这片树篱年深岁久,而在它的生存和毁灭之间,却没有一条法令可以抵挡。假如道路需要拓宽,或者房主们认定他们宁可让自己的房子被栅栏墙和铁丝网团团围住,那么,只消几个小时,绵延了九百年的活生生的历史就会被推土机铲除殆尽。这样子真是疯了。英国至少有一半的树篱在圈地运动之前就出现了,或许有五分之一可以追溯到盎格鲁-萨克逊时代。不管怎么说,之所以要拯救树篱,并不是因为它们已经存在了许久许久,而是因为它们能显而易见、确凿无疑地使此地的风景锦上添花。它们是使得英国之所以为英国的关键因素。它们若是没了,那这里就成了尖塔林立的印第安纳州。
有时候我真是想不通。英国人明明坐拥着或许堪称天底下最最秀丽、最最富于园林气息、最最安详美好的乡间景致,那是历经多少个世纪不知疲倦、发自天性的改造之后的产物,可是有时候,英国人似乎对此视若无睹,这一点真让人激愤。再过半个世代光景,它们多半就要永远消逝了。我们在这里可不是要讨论什么“对于一个并不存在的黄金时代的怀旧情愫”。我们在讨论某种绿意盎然、生机勃勃、美得无与伦比的东西。所以,但凡再有什么人跟我说“你知道,树篱其实不是一种古代地貌”,那我真有可能会照着他的鼻子一拳头砸过去。伏尔泰那句名言我深以为然:“先生,对你的说法我也许不敢苟同,但我将誓死捍卫你当一个十足浑蛋的权利。”可是,总会碰上某些时候,非得画条线分清是非对错不可吧。
我沿着一条栽满树木的小道走向三英里外的斯诺希尔。树叶金灿灿、红彤彤,天空碧蓝而辽阔,间或有正在迁徙的候鸟排成人字缓缓飞过。这真是个适合外出远足的日子——是那种会让你挺起胸膛、用保罗·罗比森[8]的嗓门高唱“齐普——啊——迪——嘟——达”的天气。斯诺希尔在阳光下打着盹儿,一堆石头小房子围拢在一片绿茵茵的斜坡旁。我买了一张进斯诺希尔庄园的门票,如今这座庄园归“国民托管组织”管,但在1919年至1956年间,它曾是一位名叫查尔斯·韦德的怪人的居所。此人穷其一生,攒了一大堆漫无主题的什锦杂碎,有些是上好的,有些就跟垃圾差不多——翼琴、显微镜、佛兰德斯挂毯、鼻烟盒、地图和六分仪,日本武士的甲胄、前轮大后轮小的古自行车[9],应有尽有——直到他把整个房子都撑得满满当当,自己一点儿空间都没有为止。晚年,他开开心心地住在这栋房子边上的屋子里。如今,那里也跟主宅一样,按着他去世当日的情形,保存得完好无损。我在那里玩得很尽兴。之后,等日头西沉,天地间充满了长长的影子和一丝隐隐约约、勾魂摄魄的秋日里焚烧林木的味道。当我走了一长段路回到车里时,又成了一个快乐的男人。
我在塞伦塞斯特过夜,次日,先是欢欢喜喜地在小小的科里涅姆博物馆扫了一眼——那里的藏品很出色,却莫名其妙地鲜为人知,有罗马镶嵌画、古钱币外加其他手工艺品——然后开车到温奇康姆去实地看看真货[10]。你瞧,在温奇康姆高处的一座山上,有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如此特别又如此美妙,以至于我简直犹豫该不该提一笔。那些为数不多的、闯进科茨沃尔德的这个宁静角落的游客,多半只要在苏德雷城堡转上一圈,或者到远处著名的贝拉斯山的长岭上走上一遭,通常也就心满意足了。可是我径直走上了一条草坡上的小路,那条路名叫“盐道”。如此命名,是因为早在中世纪,这条路是用来运盐的。一路穿过开阔的乡间散步,实在是叫人心旷神怡,能远远地望见线条清晰明朗的山谷,似乎看不见一辆车,也听不见一把锯子的声响。
小路伸展到一个名叫科尔山的地方,陡然坠入一座分外繁茂的树林里。此地幽暗深邃,给人颇为原始的感觉,地上荆棘丛生,几乎难以穿越。我知道,我此行的目的地就在这里——就是在地图上标作“罗马别墅(遗址)”的地方。在约莫半个小时里,我用手杖披荆斩棘,一直走到一座古墙的基石跟前。这里乏善可陈——没准儿是一个老猪圈的遗迹——不过,再往前走几英尺,小路两边各有一整溜矮墙,几乎全掩藏在野生的常青藤里。小路本身铺着石板,石板上覆着一层形如地毯的湿漉漉的落叶。于是我知道,我已经置身于别墅之中了。在遗址的其中一间房里,地板上小心翼翼地盖着塑胶肥料袋,四角都压着石块。我来这里就是为了看这个的。有个朋友跟我讲过这个,可我压根儿就不怎么相信。因为压在那些袋子底下的是实实在在的一整块罗马镶嵌画,约莫五平方英尺,图案精巧雅致,除了边沿略有一点儿断裂以外,保存得完好无损。
我没法跟你说清楚当时的感受是如何奇特,那一刻我站在一座早已被人遗忘的森林里,在那遥不可及的过去,这里曾是一个罗马人的家,我置身于其中,盯着一块至少是一千六百年前铺在此处的镶嵌画出神,彼时这里还是一片阳光普照的开阔地,就连围绕在它身边的这片古树林,也是要到很久以后才成长起来的。在博物馆里看这些玩意儿是一回事,到铺设实地去一眼看到它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不明白,它怎么会没被搜罗起来,弄到类似于科里涅姆博物馆的地方去。我猜那是一个挺严重的疏忽。可是,能有机会看见它,真让我感激涕零。我在那块石头上坐了许久,又是惊叹又是钦佩地发呆。我不知道究竟是哪一个念头更让我动心,是因为想到那些穿着托加袍的人曾经站在这块地板上用他们的母语拉丁文聊过天呢,还是因为它居然仍保留在这里,在这片蔓草丛生的地方,完美无瑕,丝毫不受惊扰。
这话也许听起来有点傻头傻脑,不过,生平头一次,我恍然大悟。原来这些年里我曾凝视过的所有那些罗马的古玩奇珍,它们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并不是为了总有一天要在博物馆里终老的。既然那幅镶嵌画还待在原来的位置,既然它没有被人截下来塞进某栋现代建筑里,那么,显而易见地,令人欣慰地,它就仍然是一片地板,而不仅仅是一件趣味盎然的手工艺品。这玩意儿是为了让人在上面走动的,是为了给人使用的。毋庸置疑,它一定感受过罗马人的凉鞋懒懒走过时造成的摩擦。它似乎缭绕着某种奇特的魔力,让我暗自兴奋莫名。
过了好久,我站起身,把所有的肥料袋一丝不苟地放回去,再用石头压压好。我拾起手杖,又将我干的活儿检查了一番,确信一切就位以后,才转过身,开始披荆斩棘、长途跋涉,回到那个属于20世纪的莫名其妙而又粗心大意的地方。
又及:数月之后,本书的英国版付梓,有个对当地颇为熟稔的人写信告诉我,那幅镶嵌画根本就不是罗马的,只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复制品罢了,要命。
[1] 英美制容量单位,英制1加仑约等于4。546升,美制1加仑约等于3。785升。
[2] 英国热量单位。
[3] 英国肖像画家、风景画家。
[4] 丘吉尔之妻。
[5] 马尔伯勒(1650—1722),英国将领,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统率英荷联军击败法王路易十四。
[6] 指丘吉尔。作者将其名“温斯顿”故意昵称作“维尼”,其拼法与卡通动物“维尼熊”相同,以达成喜剧效果。
[7] 对于本书中提及的众多小地名的译法,一般根据音译原则处理,但考虑到本书的总体风格,对于某些字面意义具有一定幽默感的地名,译者采取了意译,这里的“碎石子儿”“屠夫”和“水上女佣”三个地名都属于这种情况。
[8] 保罗·罗比森(1898—1976),美国杰出的运动员、演员、歌手、文化学者、作家及政治活动家,由于其多方面的成就和备受争议的政治主张,广受瞩目。
[9] 通行于1870年至1890年。
[10] 应指后文所提到的自然景物及与真实环境水乳交融的历史遗迹,这是相对于前文中人工意味浓重的“手工艺品”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