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电话要通了,广播叫到了我的名字,让我到2号电话厅去接电话。
我心怦怦跳着,跑到了二号电话厅,拿起了电话,一听对方接电话的是个女人,她问我找他们老板什么事,我告诉她我是黑龙江过来的,找袁叔叔是为玉米的事,我已经联系好了,并且拿来了他要的手续、样品,让他马上来广州或定时间去深圳见面。
对方那位接电话的女人说:“对不起,小姐,我们老板不在家,他去了美国,早不做玉米生意了,已经改做其他生意了。”说完就放下了电话。
晴天霹雳,我拿电话的手都忘了放下,站在电话厅傻眼了。
“小姐,打完电话请出来……”另一位等打电话的人催我。
我这才放下电话走出了电话厅,眼里流出了泪水,去结完账,不知道怎么走出的邮局,心里空****的不知该怎么办。
可内心总觉得憋着一口气,怎么也不能理解香港的袁叔叔怎么会是这种人,办事不讲信用,不负责任,百思不得其解。
愣在邮局门口半天,坐三轮车回到了白云区党校招待所。由于旅途的劳累,和精神的崩溃,我回到房里,躺在**就再也没有气力起来了,病在了**。浑身散架子一样无力,万念俱焚,真想一死了之。
一病就是两天没能出房间,也没吃上口饭,最后是服务员觉得奇怪,只看到我进房后,再没看我走出来。
服务员打开门,看到我面容憔悴,脸色暗黄,她吓得跑出房间,大声喊着:“来人哪,快来人哪,六○八房的旅客好像病的很重。”
招待所原来住的人就少,整个六楼也不过五六个人住宿,刚好又是中午,她这一喊大家都跑过来看我,问长问短地非常关心我。
“谢谢你们大家关心我。”我睁开了眼睛,马上被泪水蒙住了视线,有气无力地说,“我可能不行了,真要死在广州了。”
这时有一位大姐过来,上前摸摸我的头也不发烧,对大家说:“她可能受到什么打击了,走,先送医院,给她输点糖,就没事了,我看她是心病。”
“不去医院,”我摇摇头说,“我喝点水就会好的。”
我看到的是几双关怀自己生命的眼睛和真情,就像在黑暗中见到了阳光一样,在一个人面临着死亡时看到了救星,精神马上振作起来了。我紧握住那位大姐的手,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泪水止不住地流。把积压在心中的委屈都发泄出来了,趴在大姐身上痛哭起来,周围的人也流下了同情的泪水。
大家纷纷劝我,要坚强,不管遇到什么事,生命要紧,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事,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我哭过之后,心里也好受多了。
“这又是一位被骗者,看来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大了。”在场的一位男人说。
我听此言感到莫名其妙。
那位大姐边安慰我,边为我倒了一杯开水,晾凉后端着给我喝了几口,她又命令一位男人说:“老赵,去找点方便面煮煮,先让她吃点东西,再谈别的,这位小姐可能是又累又饿,又受到了打击,才倒下了,吃点东西就会慢慢好起来了。”
“大姐,谢谢你。”大姐的话,我心里非常感激,有气无力地说。
大姐很爽快,她马上介绍说:“我叫王芳,是新疆人,就是出葡萄干和哈密瓜那个地方的。不过我本人是汉族人,老家是兰州的,你以后就叫我王大姐吧,有什么事想不开,一会儿吃完东西和大家说说,共同想办法。不要怕,他们都是好人。”
“大姐。”我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听她的话,点点头。
老赵已经煮好了方便面,给我端过来,我也真的饿得前腔贴后腔了,狼吞虎咽地吃完了一碗方便面,又喝了一杯凉开水,才有了力气。开始和在座的三个人介绍自己为什么来广州,和到广州后遇到的事情。
他们听后都笑我太幼稚了,劝我说:“这在我们三位身上不算事,小姐,起来洗洗脸,振作精神,想听听我们三位的遭遇吗?”
“你们?”我睁大眼睛,出于好奇心,下床到卫生间洗洗脸,精神多了,回来后又重新坐回**,紧挨着王大姐,抓住了她那温暖的手,就像抓到了救星一样,感到心里踏实多了。
“小妹,你还没告诉我们你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王大姐说。
“我叫金辉,是东北人,此次来广州是专程为一位香港人来送玉米供货证、化验单和运输证明、样品的,谁知刚分手才二十多天,他还为我开了认购书,委托书,转眼就不认账了,他公司的一位女人说,他已经不做玉米生意了,你们说,坑不坑人啊?我几千里路抱着希望跑来了,结果一切都成了泡影,你们大家说说,世上还有这样的事!”
“小妹,你呀太年轻。”王大姐听后笑着拉着我的手说,“可能没遇到过什么事,你听听我的遭遇,要是放到你身上就得跳楼,可我还是过得这么乐观。”
大姐说着眼泪潸然而出。
她已经来广州半年多了,丈夫是新疆军区的一位领导,军区下面有个军人服务社,大姐就是服务社的经理,改革开放后,全国各界都做起了生意,她们服务社也一样,没想到第一笔生意就被广州人给骗了。她一共发来广州两车皮葡萄干,价值五十多万,货到了广州,被一家公司提走了,说是第二天给钱,结果第二天她去那家公司一看,人去楼空,一个人影也没有了。
“当时那种心情我不说你也知道了,想过跳珠江,但最后咬咬牙,不是也活过来了,小妹,你和大姐比,不是幸运的多。”她凄然一笑,说。
我仔细地看看身边的这位大姐,见她长得胖胖的,五官端正,大眼睛,只是牙长的特殊一点,有点地包天,大约四十五六岁,一看就是一个能干利索的女人,个子没有自己高。
大姐说完她的遭遇后,给我煮方便面的四十多岁的男人操一口南方话说:“我比大姐更惨,我是广西柳州人叫赵强,是柳州市生产资料公司的经理,为公司组织工业用的火碱,已经和广州的一家公司订了合同,交了定金三十万元,他们派人带我去四川提货,谁想到了四川,不但没有提到货,连带我去四川的广州人也找不到了,我只好追回广州,到广州一看,也和王大姐的情况一样,什么公司早就不见人了。现在广州人非常狡猾,很会骗北方人的,他们抓住北方人实在的弱点,骗北方人的钱。我一直在广州寻找那伙骗我的人,已经三个多月了,自己没有面子回去,三十多万元公款,怎么向上级交代呀?”
赵强讲完后,另一位个子小一点儿,长得黑黑的人也主动向我说了他的事:他是河南人,叫李保财,是郑州市物资局的,来广州买金属材料——铝锭,被骗去了一百多万,现在家也不敢回,更不敢和家里联系,怕公安局来抓他,只好躲在广州寻找机会,挣到钱再回郑州。
我吃惊地睁大眼睛听完了同楼住的三位,不同地方但命运相同的人介绍完他们的遭遇,觉得自己真的比他们幸运。一分钱也没损失,来广州也是自己的主意。没有别人让我来的,是我想出来闯路的。看来,自己也要加入这伙流浪者的队列中来了。
人,有时相识、相知、相处不用语言沟通,相同的命运把本来不相识的人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使大家在特殊的环境中建立起深深的友谊,就像过去的丐帮一样,大家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就这样,自己开始了广州的流浪,每天跟着几位相同命运的大哥大姐,东奔西跑,寻找发财之路。当时真是过着流浪的生活,可比起丐帮的弟兄,还是要强过他们。我们总算有住处,有饭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