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会议持续了整整三个小时。
最终达成的决议是:王思梅可以全职参与记忆馆的数字化项目,试用期半年。期间她需要完成三件事:建立记忆馆的线上数字档案;开发一套交互导览系统;为记忆馆和民宿建立可持续的新媒体运营模式。
“还有第西件事。”江水补充道,“你要学会和村里的长辈们打交道。技术再新,也要尊重老规矩。”
王思梅郑重地点头。
协议达成后的第一周,王思梅在记忆馆门口贴出了第二张红纸,这次是招募启事:“诚聘:民宿管家1名,记忆馆讲解员2名。要求:热爱乡村,善于沟通,有新媒体经验者优先。欢迎返乡青年。”
启事贴出时,江水有些疑虑:“村里哪有什么会新媒体的年轻人?有本事的都出去了。”
“试试看嘛。”王思梅倒很乐观,“万一有呢?”
第一个来应聘的是赵小棠,一个二十五岁的姑娘。
她是邻村人,大专学的旅游管理,在杭州做了三年民宿前台,因为母亲生病辞职回家照顾。病好后,她没再回杭州,而是在县城找了份酒店工作,但一首觉得“没意思”。
“我在朋友圈看到你们记忆馆的照片,觉得特别有味道。”赵小棠说话语速很快,但条理清晰,“我做过民宿,知道城市人想要什么样的乡村体验,不是虚假的‘农家乐’,而是真实的、有故事的乡村。你们这里刚好有故事。”
王思梅问她有什么具体想法。
“可以做主题体验活动。”赵小棠显然有备而来,“比如‘一日农耕’,让客人用李叔的锄头(当然是用复制品)体验整地;‘手作记忆’,跟张伯伯学做一个小木器;‘味道传承’,跟王奶奶学腌一坛菜。这些体验可以打包成套餐,线上线下都能卖。”
江水在旁边听着,暗自点头。这姑娘懂行,而且抓住了记忆馆的核心,不是静态的展览,而是活态的传承。
“那你为什么想回来工作?”露梅问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赵小棠沉默了一下:“我妈生病时,我在杭州。接到电话那天,我在带客人看房。挂了电话,我还要笑着跟客人介绍这是我们最好的湖景房。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在伺候别人的乡愁,却丢了自己的根。”
她抬起头:“我想找一份工作,既能养活自己,又能守住根。你们这里,好像可以。”
当天下午,赵小棠就成了民宿的实习管家。
第二个来的是陈伟,二十八岁,本地人。
他在上海做过五年短视频运营,账号做过百万粉丝,后来因为公司内斗离职。回家休息了两个月,正在犹豫是回上海还是留下来。
“我会拍片,会剪辑,会首播运营。”陈伟的简历很漂亮,“但我厌倦了拍那些博眼球的内容。我想拍点有长期价值的东西。”
王思梅带他参观记忆馆。走到张哥的工具箱前时,陈伟停下脚步,看了很久。
“这个可以拍成系列微纪录片。”他突然说,“每集讲一件工具,讲它背后的手艺,讲使用它的人。不煽情,不刻意,就用最朴素的镜头语言。”
“有人看吗?”江水问。
“开始可能人不多。”陈伟诚实地说,“但这样的内容有沉淀价值。一年后,两年后,还会有人看。而且”他顿了顿,“如果做得好,可以成为乡村手艺人的线上档案,甚至成为教学资源。”
露梅递给他一杯茶:“你在大城市发展得不错,为什么考虑回来?”
陈伟笑了笑:“在上海,我住合租房,每天通勤两小时,做着自己越来越怀疑价值的内容。有一次加班到凌晨三点,走出写字楼,看着那些依然亮着的窗户,我突然想:我在为什么拼命?”
他喝了口茶:“回来这两个月,我天天在村里转。看到老人晒太阳,孩子追狗跑,炊烟升起又散开……虽然慢,但真实。我想试试,能不能用我会的东西,记录这种真实。”
陈伟被聘为记忆馆的新媒体专员,负责内容制作和传播。
第三个加入的是林静,二十三岁,刚毕业的大学生。
她是王思梅的学妹,学博物馆学的,在省博物馆实习过半年。听说王思梅在老家做记忆馆,主动联系要求来“学习”。
“现在很多乡村博物馆都做得太‘博物馆化’了。”林静说话温声细语,但观点犀利,“玻璃柜、射灯、严谨的说明牌,把活生生的记忆做成了标本。但你们这里不一样,这些物件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