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转过身去,看着她。等待她发号施令。
她递给我一支烟,丰和地说:“你到办公室去一下,那里有一些客户来信和建议之类,你要一一写信答复。”
我说知道了。并且我还知道了,我在这里兼职,本该是办公室管我,但并不是办公室管我,而是老板管我。我属于她的直属机构。就像上海直接属于中央管一样。刘总就是我的中央。从现在起,我得由她管了。权力这东西,我研究过。它就是要别人永远地服从,就像从小听父母的话一样,在单位就得听领导的话。听话就是好孩子。权力让我们的儿童期无限延长。
我抱着一斤多重的客户来信回到家里。一边写信,一边想着那篇汇报材料的命运。如果刘总看不上,我就该走人了。这说明我根本就不适合在那里干。我怕别人小看我。我宁可辞职,也不能让一个女人辞退我。辞职4她伤面子,辞退是我伤面子。这是主动与被动的哲学关系。我是文化人,面子是无价的。
不知为啥,自从我有了兼职,失眠就自动停止了。晚上我睡得出奇地香。早晨起来,我又提着一捆回信去给刘总交货。刚刚上班的她热情洋溢,亲自给我倒杯水,还亲自递给我一支烟,然后自己点上一支,说:“你写的材料很不错,是秘书专业毕业的吧?”
我说不是。中文专业。还读了半个研究生。觉得不好玩,不上了。
她说:“你有思想,我看得出来。总结材料之类不易出新,天下所有总结材料都是大同小异的。你不一样。你把我们想总结而没总结出来的总结出来了,你把我们看不见的缺点看出来了。这就叫脱俗。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吗?”
我说不知道。
她说:“我最讨厌重复别人的话,最讨厌那种没有错误同时也没有用处的话。”
我说,“你说得对,我也这样。”
刘总又从抽屉里取出一些信来,扔在我前面说:“这是我的私人信件,你帮帮忙,回复一下。我想,怎么回复你是知道的。”她说出这话时,给了我一个友好的信任的微笑。在我正要离开时,她突然让我把所有信封脱下来,让我拿走信的内容,却把信封留给了她。也许因为信封上有地址的缘故。
我很清楚地意识到,我将接触刘总的隐私。这天的工作就是专门处理这些隐私。它们都是一些求爱信。从信的内容上看,我知道了许多:第一,刘总是七年前离婚的单身女人,这是一个痛苦的年份,我也是在这年离婚的。不同的是,我离婚是因为前妻有外遇,她离婚是因为她丈夫有外遇。第二,她今年四十二岁,有个儿子正在上大一。第三,她将拒绝目前所有向她求爱的男人。具体行为将由我来实施。
这是件很有意思也很有难度的差事。也是件令收件人不高兴的事。我将用我的智慧断送他们对于刘总的痴心妄想,让他们死了那颗贼心贼胆,让他们对刘总彻底绝望,然后另寻猎取目标。当然,我必须坚持三条至关重要的原则,其一是尊重对方,抬高对方;其二是替代刘总显示出应有的气度和教养;其三是找一个拒绝的合理借口,这个借口必须是大大方方,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讲得通的。千万不能激起别人对刘总的反感。那就适得其反了。当写完十多封信时,我感觉自己就成了一个刽子手,无情地扼杀了他们雄心勃勃的欲望。他们望穿秋水所盼到的,竟是从我电脑里吐出的一个个冰冷的汉字。当那些汉字从打印机里钻出来时,怎么着它们都不像汉字,而像一个个坚硬的石头。
但我想刘总还是幸福的,因为有十多个男人向她求爱。被人爱总是一'件好事。他们大多是一些有地位有品位的成功男人。不幸的是,他们聚会般地遇到了同一下场的命运。遭遇了我这支暗枪的袭击。
刘总对我的复信很满意。诗人就是诗人,字里行间都充满了人情味和人道主义关怀。她说她要请我吃饭。我没有拒绝。吃饭对我来说一直是个问题。我们来到浦东一家有名的饭店,因为追求过于豪华而显得有些繁琐和冗赘,这与我喜欢的简约风格是不一致的。我们进了包房,坐在可以容纳十多人的餐桌旁,餐桌的宽大拉开了我俩的距离,我们面对着面。有点像谈判。服务生进来问:“请问还有其他人吗?”刘总说:“只有两人。把闲着的碟子拿走吧。“服务生在收拾碟子时,刘总对我说:“我忘了,把你的老婆孩子也叫来吧?”我说我没有老婆孩子。刘总惊讶地说:“你也是一个人?”我说一个人好。其实我还有个女儿,她妈妈带着。明白了吗?刘总嫣然一笑:“明白了。我们同命相怜。”
这个比我大几岁的女人非常健谈,百科全书似的,什么都懂。从经济管理到文学艺术,一样不漏。她说她管着一个三百多人的企业,实在太忙,几乎没有时间能坐下来好好跟朋友谈谈,她很羡慕那些有钱的平庸的女人,她们什么都不想,但过得悠闲,自在,得意,你不能说她们不幸福。可她就不行,有时饭都吃不安然。我问:“你今天为啥有时间出来轻松一下?”她叹口气说,“忙里偷闲,只想跟你聊聊。”
我为她的心意而感动。我不由自主地凝视她。猜想得到,她是那种经常进美容院的女人,皮肤经过了良好的保养,光泽油润,弹性十足。真正的弹性是看出来的,而不是摸出来的。这是上层社会的女人才具有的优越条件。我的目光引起了她的注意。她有些戒备地问:“你为啥这样看着我?”我说:“想这样看着你。当初我不敢这样看你,是因为觉得你不好亲近,现在我觉得,你并不是不好亲近的人。”
刘总笑了,展示出一口碎白的牙齿。这种牙齿看上去只有十多岁。它们都很年轻很苗壮。我暗自猜想,我们在一起对话,且不说老板与职员的身份,就连牙齿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本来我对我极为通俗的长相就不自信,破败的牙齿又雪上加霜,使我的自信心锐减到了底线。
不知是怎样把饭吃完的。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想把剩余的菜打包带走,它们都是上品佳肴,能够满足我明天一天的生活了。扔掉可惜,可我又没有勇气把我的想法说出来。我要显出诗人的清高,不能在女老总面前掉价。离开时,我恋恋不舍地看了它们最后一眼,像是跟亲人诀别似的,有点伤心。
刘总说要送我回家。我说不,去了你会吓一跳的。她说为啥,我说像狗窝。她掏出车钥匙说,那我就到狗窝里去看看吧。于是,我们就上车了。她开车的样子很优雅,像在写一首关于方向盘的抒情诗。开门一看,她说,“还不错嘛!”之后,她像一个检查卫生的,来来往往在我房间里看了看,并着重看了我的书柜,那是我赖以立身的文化宝藏。我没有请她入坐,围着她转,像在继续等她发号施令。我觉得在我那破了缝的沙发上,是不配让她那高贵的屁股着陆的。
面对这样尊贵的客人,我有些手足无措,自卑心理毫无遗漏地展现出来。在她打开一本书时,我才终于想出了一句妥当的话。我说,“刘总,你喝点什么?”刘总说:“给我来杯果珍吧。”我说没有。她又说,“咖啡也行。”我说,还是没有。她说:“那就一般的饮料吧。”我说没有,哦,我只能给你沏杯茶,科学家说了,茶是二十一世纪最好的健康饮料。刘总笑了,说:“你既然只有茶叶,干吗还问我喝什么,听你那口气,应当是品种很多的。你何不牛脆说喝点茶?”我被搞得无地自容,连忙给她泡杯茶端来。我甚至有些后悔不该让她来。来了我又招待不好。
刘总用总结性的眼光环视了一下房子四周,坐下来说,“我也有这么一套房子,空着。反正租出去也没几个钱。你去住吧。要不要去看一看?”
真是件喜出望外的事,但由于它的突然性,我迟疑了。我只能表示谢谢,我已经习惯这个狗窝了。刘总说,“我又不要你房租费!你干吗不去?”
是啊,我干吗不去呢?又不是让我赴汤蹈火。我发现我有时候确实愚蠢。既然有人雪中送炭,无偿地给我提供房子,我就没有不住的理由。至少每月能省六七百元的房租费。
我答应下来后,刘总就带我去看她的房子。她早住上三室两厅了,这房子就成了废弃之物。房子虽小,但装修得非常精致,像是刚从婚纱摄影中走出来的小女人。尽管只有四十来平方,已经足够我一个人住了。远比我现在的房子要好得多。刘总见我不住地笑,就把房子的钥匙给了我,说是随时可以搬家。我说了声谢谢,说得很真诚。但我没说给她房租,我想说了这话她会多心的。有钱人不愿听小气话,而女能人更不愿听小气话。你要说给她房租费,那就污蔑了她,小看了她。可我想好了,我占用了人家的房子,就欠了一笔债,我就得用工作来报答她。让她觉得,把房子给我住,是件非常值得而伟大的举措,她所关照的不是我,而是她自己。
看过房子下楼,夜色已深。这晚的夜色别开生面。地上的灯光给天空笼罩了一层浓墨重彩,遮住了天上本来应有的颜色。所有的星云都被隔离开来,我们看到的是灯禿渗透后的景象。这似乎再次证明了我的理解:灯光是城市的染料。灯光染了城市,染了夜色,也染了我们。我们在被灯光染过的同时,也被夜色染了。于是,我们被染得不像白天的我们,却更接近本质的我们。
我尾随在刘总后面,不停地东张西望。我总觉得,我有嘛点是不对劲的。直觉告诉我,这个小区的环境似曾相识。拨开夜色仔细一看,我惊呆了,竞跟赵德发在同一幢楼上。注定要跟他做朋友,还要做邻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