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城市陌生又熟悉,像一张曾经反复描摹却被重新上色的旧图。
她四年没有回来——疫情那几年航班骤停,再后来,是她主动断了那根线。
现在再回来,北京却仿佛换了模样。高架桥修到了旧街尽头,她熟悉的胡同口立起了玻璃幕墙,连夜色都亮得不像从前。
她突然意识到,自己错过了太多。
但她并不后悔。
她只按紧了扶手,像按住某种颤抖。
飞机在跑道尽头缓缓停稳,广播声再次响起,欢迎回家。
可她知道,这里未必是“家”了——
但她依然回来了。
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灯光静穆,大兴机场这几年似乎取代了首都机场,成为了来往的国际航班的首选。赵嘉从通关口缓步出来,一手拉着行李,一手攥着手机。她穿着深灰色风衣,脚步稳,发梢压在肩头。
此刻是下午叁点,阳光落在地砖上,像片片褪色的金箔。
她没有通知任何朋友。
祁郎结婚了,就是高中和他们同班的那个女孩。
林慧也脱单了,对方是一个老实朴素的北京男孩。
他们都有美好的人生。
她没有去住酒店,而是进了城,住进一个简洁的短租公寓。窗子正对着二环的高架,夜晚车灯排成一条永不停息的光带,像旧日记忆里某段不肯熄灭的部分。
第二天,她没有安排,也没有计划,只是穿着风衣,在北京城里慢慢走。
从什刹海走到南锣鼓巷,又从地安门坐地铁到国图附近,下车时已近中午。她在一家藏书旧书店门口停了很久,里面的音响正在放一首90年代的老歌。
她没进去,只靠在门边站了一会儿,便转身离开。
下午去了叁里屯,一杯咖啡喝到冷,桌边坐着一对情侣正在争吵,声音压得很低,句句都像她年轻时说过的那种话。
北京变了太多,但空气里某些东西还在:熟悉的车笛、槐树新芽初吐的气息、以及春风里那点微凉的尘土味。
她站在人行道的一角,看着沿街推平的旧楼和新起的写字楼,忽然想起多年清华学堂的讨论课,那是大学学堂普遍的是“公知看法”,听人讲过的话:西方社会最看重私有产权,政府连征一小块地都得开听证会,民众可以用一张契约挡住整个国家计划。于是他们的高铁修十年,机场扩建二十年,最后也许什么都没有。
可她也看见了另一面。北京、杭州、深圳、上海,地铁线网像蜘蛛一样张开,每一条背后都涉及大片征迁与拆迁。她知道有人被迫离开,也有人被补偿得远超资产原值。但她也明白——不是每一次强拆都是压迫,有时候,它是为了承载千万人通勤的铁路,是让一整个城市得以呼吸的血管。
“中国干事快”,她听人批评,也听人称赞。她不再轻易评判对错,只是隐约意识到:一个体制的高效,常常建立在“先公共、后个人”的优先次序上。而那“个人”有时是受益者,有时是牺牲者,运气不同而已。
她想起小时候奶奶说过的一句话:“咱们这一辈,从来没得选,但能看见路铺起来,就觉得活着没白过。”
夜幕降临时,她站在一座天桥上,看着下方红灯拉开的长龙,手机屏幕亮起,是那张邀请函。
第叁天下午四点,北五环外,室外草坪。
她看了一眼,又按灭了屏幕。
风从她发梢吹过,像命运无声地擦过皮肤。
她原本只打算寄回礼物。
可在飞机即将落地时,她忽然对自己说:
“你都来了,何必做半程的人。”
于是她叫了车,直接前往那个地址。
草坪上的生日派对正在进行。
五彩的气球从树冠垂落,小朋友围坐在篷布上画画、吃蛋糕。气氛温暖安静,仿佛每一个笑声都经过滤光器处理,温柔却遥远。
赵嘉站在门外,看见那个她一眼就能认出来的小身影。
砚今。
五岁了。
眉眼已经长开,像极了周行砚——尤其是冷静的下睫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