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小说

引子 一个不明飞行物的差异化生存（第3页）

王志纲几乎从来不看西方所谓大师的管理典籍，对那些顾问咨询公司常常运用的理论模型和分析工具也没有丝毫兴趣。在王志纲看来，那些理论工具只有在一个已经发育得非常成熟的社会环境中才有用武之地，在中国这样一个变动的大环境中，一旦拘泥于西方的分析工具就必将会犯刻舟求剑、盲人摸象的错误，甚至是南辕北辙。因此，方法论远比掌握那些公式要重要得多，而方法论的最高境界是哲学，说到底就是一种动态的、复合的、辩证的思维方式。但要想真正掌握这种思维方式并能做到运用自如，在任何书本中都找不到答案，也非一朝一夕之功，只能依靠在大量的策划实践中的渐悟。所以，王志纲常常把工作室比作是一所学校。

其三，坚守先天的独立性，也就是坚守王志纲所戏称的“丙方”立场。

大概与王志纲的性格有关，工作室的策划从来不会看客户的脸色，无论是面对身家数亿的企业巨头，还是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吏”，作为“野生动物”的工作室始终都站在对全局负责任的高度，直言不讳甚至是无所顾忌地表述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尤其在介入政府决策时，传统的政策研究室和学院机构往往温文尔雅、缺乏直面问题的勇气，抑或是为了自圆其说而追求表述的面面俱到；但作为“野生动物”的工作室则更喜欢单刀直入，其表述问题的方式不会像学院派那样中规中矩，甚至常常攻其一点、不计其余，也不会像政策研究部门那样考虑上级的“承受力”，在言语的外衣下委婉地阐述见解，而是追求每一句话背后的独立见解和含金量。

其四，注重战略策划的可操作性，也就是所谓的虚实结合。

也许是因为成长于市场经济的最前沿——“珠三角”的缘故，在工作室早期的生存与发展中，伴随着策划业的大起大落，面对种种猜疑和批判，靠案例说话是工作室的惟一选择。对于一家出卖无形产品的咨询机构来说，口碑就是生命，一次成功的探索可以使自身的发展到达一个新的高度；反之，一个失败的案例也可以将一个在市场中自生自灭的咨询公司推向深渊。因此，实践结果是检验一个策划案成功与否的惟一标准，有影响的案例就是这家机构在江湖上安身立命的通行证，正如工作室的一位策划总监所说：“没有落地的策划顶多值一顿饭钱！”

十年来，王志纲工作室一次次在策划中寻找着能带来巨大社会影响的“转世灵童”，“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是王志纲对于策划的一贯追求。也许来自于市场的声音更具有分量。一次，一位工作室的客户在“革命”成功之后半开玩笑地问王志纲：“假如市场上再多一个王志纲怎么办？”还没等王志纲回答，这位老板笑着继续说道：“假如多了一个王志纲，王志纲就不值钱了，但事实上不可能再有第二个。”王志纲随后问他：“那么，你觉得从我们这里到底买到了什么呢？”他回答说：“我买到了几个东西，一是信心，二是方向，三是操作平台，四是特种手段。”

王志纲更喜欢把工作室的策划方法称之为“道”，这里所说的“道”并不是抽象的哲学概念，而是承“学”之上启“术”之下的战略之道。他认为，在中国的知识界常常存在两个极端，一种是形而上的“学”，其弊端在于脱离实际，而在今天的中国，用冰冷的理论显然无法解释瞬息万变的社会现象，因此其研究很难深入人心；另一种则是形而下的“术”，功能之术虽在市场中有用武之地，但并不能统领全局，只能局限于某一个方面。这中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隙，就需要所谓的“道”来填补。这个“道”既可以取“学”之长、避“学”之短，又能够以虚驭实，整合各种功能之术，从而使战略策划游刃于市场和学问之间，开辟出一个全新的研究和实践领域。

|重估本土化的价值|

十二年一个轮回，十二年一次跨越。回顾王志纲和他的团队的10年史，我们的脑海里不禁浮现出两幅对比鲜明的画面。

王志纲刚下海时，一位广州的记者曾用不无调侃的笔记录了当时的工作室：“广州那个比较出名的‘王××工作室’是属于为商业需要而设置的，我去过一次，比较凌乱，跟住家连在一起。开会、工作时，阿妈阿爸穿堂入室，厕所马桶哗啦啦地响，厨房里不时传来韭菜炒蛋的芳香。室主原来是个记者，后下海搞策划，因策划了‘××园’房地产前期销售成功以及几个有影响的活动而名噪一时。有作者把他的策划理念和成功经验写成书，也卖得不错。他的操作方式也很聪明，平日不养人和设备，接到单后，就分头组织一些较有实力的广告公司，平面设计也好，影视制作也好，这种合作没有什么投资风险，大家有得做都高兴，全凭食脑和名人效应……”

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每天看到的是这样的景象：也许此时此刻，王志纲正在奔赴某一个城市的途中，当地的政府官员正在等待着一场酣畅淋漓的对话和撞击，或是某个处在十字路口的企业正期盼着心目中的策划大师的点拨；也许王志纲在某个如诗如画的高尔夫球场上已经进入了忘我的状态，正在为刚刚打进了一个小鸟球而欢欣雀跃；或许王志纲的某一支队伍正穿梭在大江南北的任何一个可能的角落，因为一个前所未有的课题正尽情地感受着当地的风土人情……

不过是几年的光景，王志纲工作室再一次成了各级政府和企业的“宠儿”。客观地说，任何一个人和机构都非三头六臂、生而知之者，面对每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领域，工作室同样是生手，但所有这些越来越错综复杂的命题已远非专家所能解决，它们不仅需要极富前瞻性的战略思维，也需要最大限度地整合各种资源，同时更需要对市场操作有深刻的体悟和系统的策略推进。如何制定出科学的战略并能保证战略的可执行性，已经成了各个新领域共同的期待。

为什么工作室能不断地“引领市场潮流，享受冲浪乐趣”？谈到工作室的生存之道，王志纲经常喜欢这样说：“别人是做不大不做，我们是做大则不做；别人是不熟不做，我们是熟则不做。”也许正是秉承这种拒绝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工作室才能不断自我扬弃、轻装上阵，去挑战和攀登一个个领域的高峰。

然而，似乎一切才刚刚开始。2005年春夏之交，应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的邀请，王志纲抽出时间频频担任特约嘉宾。无论是谈宏观调控下的中国地产走势，还是破解浙商的生存之秘；无论是与台湾IT之父施振荣探讨中国企业国际化中的东方智慧，还是与陕西省省长交流一个西部大省的振兴之路，每到节目结束时，主持人都会向王志纲投以期盼的目光，等着他按照惯例来一次总结发言。

令《对话》节目主持人感到有些为难的是，每次在节目中都不得不以不同的称呼介绍王志纲，一会儿是中国地产策划的先行者，一会儿是企业发展战略专家，一会儿又是著名城市战略专家，他到底是谁？好像很熟悉，又好像很陌生：一方面主持人惊异于王志纲似乎什么领域都可以谈得酣畅淋漓，另一方面却无法用合适的语言概括出王志纲的应有身份。

“我是不明飞行物”，王志纲这样形容自己。的确，在人们传统的眼光里，很难用三言两语界定清楚王志纲所从事的职业，一切似乎都在不停地变动之中，而随着每一个时代的变换，王志纲都以自己的方式上演着一段段新的传奇，仿佛他生来就是个制定游戏规则的人，尽管这种种传奇也常常裹挟在不断的争议之中。

一次节目录制完后，《对话》节目的制片人拦住王志纲，和这个“不明飞行物”展开了一场饶有趣味的对话。

“您算是新闻界的前辈了，早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就曾读过您当年的很多新闻作品，但不知这些年您为什么很少在中央台露面？”

王志纲略微沉思了一下，答曰：“我之所以不来中央台主要有几个原因，其一，原来的《对话》奉行的是崇洋文化，坐在台上的不是海归、就是跨国公司的CEO，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盛行欧风美雨是发展的必然，但如果到了今天还是言必称希腊就未免荒唐了；其二，在世人的眼里，凡是本土的必属于江湖，既然是江湖人士，也就被人们认为上不了台面，结果要么被泡沫化，要么又被妖魔化，我骨子里是个‘只唱国际歌，不唱东方红’的人，没必要向别人去证明什么……真正认可我们的是市场的力量，对这一点我充满信心。”

“那您今年为什么来《对话》了呢？”年轻的制片人继续问道。

“我来是因为我发现《对话》节目今年以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坐在台上的嘉宾不再是那些打着西方光环的老面孔了。这说明时代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王志纲回答道。制片人告诉王志纲，今年《对话》节目的主题就是“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力量”。

在这个充满浮躁和喧嚣的年代里，似乎没有什么字眼比“中国”这两个字更激动人心、更引人遐想了。

1922年，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应邀到北大讲学，一年之后他完成了一次西方思想在中国的旅行，发表了在当时并不太引人注目的一本小册子——《中国问题》。在这本书中，罗素对中国文化的普世价值表示出了极大的认同，他断言，如果中国文明不能在未来崛起，那将是人类文明的最大悲剧。

转眼八十多年过去了，21世纪的中国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走到全球一体化的大舞台上来，中国浪潮正席卷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一个世纪的轮回之后，历史老人的手杖再一次叩击着中国这块在西方人看来是那么与众不同又充满着神秘色彩的古老大地。在21世纪的坐标上，没有人再怀疑中国的前途，研究中国、理解中国以及如何把握在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对策，已成为西方各个思想库的必修课，而对于数百年西风东渐的中国来说，一个古老的命题——本土化的价值和使命正悄悄浮出水面。可以说，谁能够更准确、更深刻地把握中国国情，谁就能在未来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在西洋风充斥中国管理界和企业界之后，一个新的时代正悄悄向我们走来。

十多年来，在中国本土咨询业的田野上，王志纲和他的团队每天都在急行军，在他们的身后悄然留下了一行深深的足迹。下一个王志纲将是什么样？未来10年的王志纲工作室将去向何方？在一个传奇的时代行将远去、一个理性的时代已经到来之际，他们还能续写自己的传奇吗？

没有人知道答案，正如我们无法清楚地预知未来。那么，此时此刻，在又一个新的转折点上，让我们不妨一起穿越时空的隧道，去感受一下这家中国本土最具有传奇色彩的战略策划机构的风雨十年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