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小说

第十九讲 新型城镇化十论（第4页）

所谓“好生活”就是功能城镇化。我们需要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需求的功能场所。我们看到许多房地产商已经在转型，建设集休闲、娱乐、购物于一体的商业综合体，都市休憩的生态公园，以及医疗服务中心和养老公寓等。

一切都在变，一切都会变。在新型城镇化新的要求、新的需求的推动下，房地产商一定会应时而变、应需而变，走上“魔鬼”变“天使”的道路，这是市场所决定的。谁让他们是企业呢！

10。谁来规划新型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对我国是一件牵一发动全身的大事，由国家发改委主持的国家中长期新型城镇化规划，迟迟不能出台。一会儿说快出来了，一会儿又说高层不满意，还要改。尽管自从十八大提出了“新型城镇化”之后，各地都在研究，也有在编制本地新型城镇化规划。但对于长期习惯于听命于中央统一领导的地方政府，在没有明确指令和方向之前，更多地还是在等待。

研究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实际运作情况，有许多现象十分奇怪，矛盾十分突出。第一，在中央政府层面谁说了算，国家发改委、住建部或国土资源部？我们做策划时经常会看到，国家发改委和住建部规划的区域发展空间不同，前者根据国务院批复的发展规划，后者根据国家制定的《城乡规划法》；第二，在中央和地方层面谁说了算？住建部还是当地政府？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的城市总体规划需要住建部负责审批，由于城市数量太多，工作量太大，审批时间需要若干年，结果是批复之日又是修编之时；第三，在地方内部谁说了算？由于我国正处在高速城镇化阶段，在实际工作中许多规划需要调整，审批工作无法适应发展的需要，“先斩后奏”的违规事件频繁发生。

我国拥有将近3000个县和3。4万个乡镇。由于地理条件、资源禀赋、发展阶段、经济水平不同，仅靠中央编制的规划来指导，是绝对不可行的。解决这个问题，一要向下放权，像计划经济那样层层审批不可取；二要因地制宜，“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三要鼓励创新，绝不能千篇一律，搞“大而全、小而全”。

2011年，我们做陕西安康恒口镇的发展规划，这是陕西大移民的重点示范镇。由于这里经济基础差，地质条件较差，山体稳定性脆弱，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要把山区农民外迁到地势平坦的地方安置。我们策划时把培育自我“造血”机能作为重点，把移民与新城建设、移民与产业发展、移民与民生改善、移民与脱贫致富、移民与生态保护结合起来，来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发展目标。

新型城镇化的中长期规划完全由国家发改委主导，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新型城镇化非常复杂，涉及的问题包括农业、土地、户籍、规划、教育、产业、保障、制度等多个方面，几乎关系到所有的政府部门；新型城镇化过程还是一个移动靶，会遇到许许多多不可预测的问题，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修正和调整；新型城镇化必须上下互动，要同地方政府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也是不行的。总的来说，这次的新型城镇化，难度不亚于当年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启动的体制改革。中央应该成立像国家体改委那样的专职部门，协调改革过程中面临的许多问题，破解制约发展的诸多瓶颈和难题。

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变革中国》，其中一个观点我非常认同。他讲到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实际上起初并没有清晰的设计，但是在过程中由从下到上的边缘革命和由上到下的认同相结合起来，最终走出了一条大道。这个经验非常值得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借鉴。

附：谁的新型城镇化？

“市长”还是“市场”的城镇化？

《中国经营报》：作为改革开放全过程的报道者和参与者，三十年前，您曾做过《百万移民下珠江》的报道，充分展现了改革开放之初城镇化当中面临的矛盾现实。当前新型城镇化和三十年前的城镇化有何不同？“新”在哪里？

王志纲：城镇化与工业化是一个相伴相生的过程，它从来就不是一个片面的某一个方面的问题，而是社会、经济、政治、国内外环境、发展阶段等诸多问题的交汇点。《百万移民下珠江》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城市化、工业化最典型的一个缩影。

直到今天这个市场规律都没有变，但是形势发生了变化。三十年后的中国已经从世界工厂变成最大的消费地，国人已经从注重数量到了注重质量，这决定了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进程还将继续，但是从模式和路径上要发生深刻的变化。

三十年前以生产为核心，两头在外；三十年后以消费为驱动，市场在国内，消费在国内。随之而来的人的流向也发生变化，过去几亿农民工从乡村涌入城市，涌入沿海，追逐工作；现在是城里人向往农村，想去农村，追逐清风明月。

外因和内因上都发生了变化，所以未来几十年的城镇化一定要和过去几十年的城镇化有区别。最可怕就是现在各方还是按照原来的惯性在考虑和操作，最后结果一定是刻舟求剑，南辕北辙。

《中国经营报》：您从事城市战略研究这么多年，有一个城市经营的观点传得很广，就是城市战略的成功需要“市长和市场跳双人舞”。这个论断在新型城镇化中是否依然有效？

王志纲：十年前我们提出：城市经营的主体不再是单一的政府，市长必须学会与市场跳双人舞，借助企业的力量和市场化的运营方式来达到城市增值的宏观目标。凡是城市经营搞得好的城市，一定是最充分地实践了市场经济规律，是按照企业化、市场化的方法去操作的先行者。

如今这个观念不仅不过时，反而应该更加强调。因为当前市场的力量比起10年前要更加丰富，更加多元，也更有活力。如果说10年前还只是一些先知先觉有实力的企业扮演着启动市场重要角色的话，那么今天已经有更多的普通消费者、创业者、中小企业主甚至是白领都开始扮演者启动市场的角色。如何更充分调动市场的活力，如何能够满足市场发展的内在需求，演好对手戏，这对我们的市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五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中国经营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那么该如何从市场化的角度解读新型城镇化？未来将有哪些市场力量将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新动力”？

答：现在从上到下都在说人的城镇化，但是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活生生的人。我们经常说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使得中国有了丰富的积累，这个积累远不只是资本上的，还有人的积累。人的互动是推动城镇化的核心力量，城市反哺是真正推动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这个反哺不只是转移支付，城市资本进入农村，更重要的是一批人带着新的眼光、新的技能从城市回到农村，这会掀起一场新的变革。

第一股力量：返乡农民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贵州。贵州在中国属于偏远地区，这个地方在贵州也属于偏远地方。几年前我去的时候，当地为了发展，超前投资修了几十万平米的厂房搞工业园，所有人都不看好。一个简单的道理，从沿海到内地成本上升一倍，支撑不了。但是没有想到，这次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发生了——以前是劳动力追着工作走，现在是工作追着劳动力走。

当地政府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做摸底调查，发现在沿海的熟练纺织制衣工人有七八千人，于是派人到沿海打工比较集中的地方去动员，过年回家的时候又挨家挨户去谈，说我们县里也要搞制衣厂，沿海你拿四千，这里给你三千。抬腿就能回家，县里还准备盖廉租房，不买的话五百块一个月，买的话两千块一平米。这样一来没有人愿意再去沿海了。这时候政府再去跟企业谈，原来谈了很久也不来的企业现在都愿意来了。

这样的小故事每天都在发生，我到四川、贵州、河南很多地方都是这种情况。这说明形势变了：原来的中国没有办法，只能出卖劳力，竞争优势就是成本，所以沿海最有优势，所有人都往沿海跑，上亿人大迁徙，抛弃妻子，背井离乡。农村凋敝，家里是留守老人加上留守儿童，外面是分居的夫妻，农民为了获得一点收入，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三十年不搞腾笼换鸟，各种问题都出现了。现在的中国不一样，老板的牛鼻子被牵着走了，必须到这里来办厂。不只是是劳动力在这里，消费市场也在这里，一个难得的契机出现了，解决3861部队（农村留守妇女和儿童）问题的契机出现了。政府再顺势助推一下，原来想招商招不到的现在可以招到了，市场已经成熟了。

第二股力量：返乡创业者

第二个故事是几年前的湖南。我到湖南的娄底出差，去做足疗的时候跟捏脚的姑娘聊天，结果非常有意思。

我说：你是哪里人？

她说：是旁边农村的。

我说：你是在哪里学的捏脚？

她说：在广东。

我说：为什么现在不去广东捏脚了？

她说：在广东管不了家。回到家乡以后呢，一可以回去照顾孩子老公，其乐融融；二来这里捏脚收费也不比广东低多少，两三千块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