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她:那还回不回广东?
她说:坚决不回去了。
当时正好是讲到金融危机以后怎么办的问题,很紧张,多少万亿的投资匆忙就花出去。实际上中国农民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自力更生,依靠自己。你不折腾我,你不骚扰我就可以了。有人说我要让你幸福,结果把人家整得鸡飞狗跳,人家还不幸福。所以说政府的责任不是解决人民的幸福,而且解决痛苦,要帮助孩子怎么入学,医疗问题怎么解决,至于选择什么活法那是自己的事情。
这是个大命题。我当时问了不少人。都是从外地回来,而且回来再不出去了。当时给我的触动很大。这样的人多了,当地的经济不就起来了吗?
第三股力量:本土企业
除了返乡的农民工和返乡的创业者之外,还有一股力量正在崛起,那就是本土的企业家,原来是草根创业者,现在多多少少都有些积累,不仅手中有了钱,还有一定的产业能力。
这帮人现在已经成了一股力量,但是处在散兵游勇的状态。他们如果没有了方向,好一点的出去买房置地,求仙问道,不好的就去糟蹋钱,炫富斗狠,各种形式都有,就是所谓“土豪”。这些人从本质上说谁都想有所成就,谁都想事业有成,想要被尊重。以前机会很少,现在机会正在浮现。
这几十年内地的招商引资一直走的是傍大款的路线,先是李嘉诚霍英东这些亚洲首富,让他们捞了很多好处;后来瞄准国内首富,投怀送抱,像万达,富士康,还包括马云,也获得很多垄断效应。
现在这种状况可能要发生变化。政府的考核指标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原来的“贪大”变成了现在的“求强”。原来是GDP万岁、政绩工程,经济是唯一的考核指标;现在是要追求综合发展,要经济、文化、生态协调发展、互为作用,考核指标是多维度的。地方政府会逐渐从“崇大媚洋”的美梦中醒来,“土豪(本土企业)”们“生于斯,长于斯”,多数对故乡有着深厚的感情,“杀鸡取卵”式的发展恶果相对少一点,所以他们将是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从片面贪图经济指标之“大”到谋求综合发展之“强”,从“虚胖子”到“壮汉子”,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进步。
对于这些本土企业来说,如果说创业之初是为了解决温饱,解决生存问题,那么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后也在思考人生追求的问题,无论是家族荣誉,还是事业成功,也希望能够为家乡做一些事情。这是可以仰仗的一股重要力量。
实际上这些年我帮助过很多的草根企业家,今天的巨富放回到二十年前也都是草根,还没有今天的土豪实力强,但是就能有人走出来。我在不少草根土豪们身上也看到了成长的潜力。
第四个故事可能听的人已经很多,就是“新上山下乡运动”。在大理的双廊、丽江,还有徽州等一些风景秀丽、气候舒适,又有文化传统的地方,成为都市小资向往的天堂。一开始是已经财产自由的中产阶层,后来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一些自由职业者、创意工作者也可以选择这种生活方式。他们来到苍山下、洱海边,建客栈,租民宅,带着孩子,过一种不同于城市的生活。
这是一股浪潮,都市里“披头散发”的人,钱不是太多,但对幸福很敏感的人。选择了到乡村去。这股浪潮席卷到日本,到台湾,产生了民宿浪潮,直接夯实了新乡村运动。在享受乡村时又把城市文明带入乡村,不是推倒重建,而是将都市文明植入乡村,依附着本来的文理。
大陆曾经兴起过“新乡村运动”,无论是北碚还是邹平,都曾经进行过这样的试验。今天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这种试验的时机成熟了。这股逆城市化的力量把城市文明嵌入山川田园,营造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些人能够解决中西部偏远地区的城镇化问题,通过嵌入式方式,建设美丽中国。需要思考的是怎么给他们提供空间,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如何过着线上线下生活,做创意设计、电商、金融等。
农耕文明的时候平原最值钱,工业文明沿海最值钱,休闲时代山岳最值钱。把都市人对乡愁的怀念,用他们的消费力和文明程度对接乡村。把握好神韵的同时做好发展。
第五股力量:地产商——天使还是魔鬼?
最后还有一股重要的力量,就是房地产商。地产商今天名声不好,但实际上他们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拥有强大的资金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如果引导得好,就是天使,否则就是魔鬼。
比如我们帮万达在长白山打造的国际旅游度假区,成为世界级的滑雪目的地;比如龙湖在抚仙湖,做得很好,污染、环保;万科良渚文化村也做的很好,与民居乡村、邻里关系、公仆意识、返璞归真结合;只要做到位,有使命感的企业就会把这些做进去。
倒过来同样是这帮人,做得不好的地方就太多了。怎么引导他们,把消费力拉入广袤的山河。中国的消费拉动已经成熟,根据资料,2012年中国共有51个城市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一线城市人均GDP过1万美金的有一两亿人口,这个巨大的购买力不是温饱小康的问题,而是高品质幸福生活的问题,你不提供,他就去国外买奢侈品了。我们一直不重视这个问题,让他们去哪儿消费?中西部,植入式开发,而非大规模开发。如杭州莫干山裸心谷,建筑在树上,火爆得不得了。中国现在一边捆着草,一边饿着牛。这股力量释放出来,去重整河山,空间无限。
《中国经营报》:新一轮城镇化发展的大幕正在拉开,能否结合多年的实践经验,对当前正在进行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给予一些建议?
王志纲:我们作为一家从市场中走出来的民间智库,这些年之所以能够参与到越来越多的城市战略、区域战略乃至国家战略之中,其根本原因就是把握市场发展的规律。对于新型城镇化,我觉得有这么三点值得关注:
第一点,要从“城市运营商”转型到“产业运营商”。
十年前,我们提出城市运营商的概念,很多企业都把这个标签往自己身上贴。也有人提出批评,认为是城市扩张的推手。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理解清楚城市运营的内涵。城市运营有它的阶段性:在1。0时代,主要任务是“搭框架”,是基础设施投入,城市拉开骨架;在2。0时代,主要任务是“精装修”,是精细化产业培育,包括工业园区,包括服务业,设计、研发、文化产业、商业等。未来需要升级版的城市运营商,或叫产业运营商。
“城市运营商”与“产业运营商”的核心区别在于,前者是以土地为核心,后者是以产业为核心。必须适应从土地运营到产业运营的转换。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城市运营商可以通过土地牟取暴利。但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产业的培育需要长期的孵化,要靠运营本身,还可以通过提供增值服务、投资等获得多重收益,急功近利的做法注定是走不通的。
第二点,“投资者”、“经营者”、“消费者”要实现三者合一。
此前生产者不是消费者,因为消费不起。对于环境没有要求,对于生活没有要求。此前消费者难以直接成为投资者,现在通过金融创新手段可以实现。
比如我们做休闲产业,做健康产业,不仅老板可以投资,普通消费者现在也有机会可以投资。比如做文化产业,生产者就是消费者,消费者也可以是生产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怎么理顺,怎么打通非常关键。打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能找到新的商业模式,这是未来想要做产业运营商的人必须考虑的问题。
第三点,要实现“政府经营环境、企业经营市场、民众经营文化”。
中央说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自有其内在的逻辑和调节功能,政府不能用手中的权力过度干预,但是市场又不是万能的,让其放任自流,危害也不小。
怎么才能解决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之间有效结合?我们提出了一条原则叫“政府经营环境,企业经营市场,民众经营文化”。政府经营环境是说政府需要宏观掌控,在战略上把一个城市按照科学、理性的原则规划得清清楚楚,将游戏规则订得明明白白,再选几个领头羊,让其充当火车头的角色,有效地撬动一个区域板块的经济发展。企业经营市场就是说让企业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自我管理,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参与竞争,从而真正形成“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格局。民众经营文化是说在政府宏观控制和企业自由竞争的前提下,消费者、老百姓自然会有意无意地营造出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因为文化是无形的,但却是可以感知的一种氛围。
(原文“谁来推动新型城镇化”刊于《中国经营报》2049期,本文略有改动)